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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2页）

这个新的综合体虽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义，本质上却仍属婆罗门。

三位伟大的神‐‐梵天（brahā，梵文，下同）、毗湿奴（visnu）和湿婆（siva）分别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和破坏者共存于顶级，然后繁衍出众多的神。

这是符合印度国情的。

等级森严符合种姓制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

无法回到祖国的佛教只好继续远行，到异国他乡去寻找出路。

幸运的是，他们来到了中国。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还是宗教的真空地带。

何况佛教来得正是时候。

没过多久，中国就像印度一样陷入长时间的动乱和分裂，此为天时；传播路线主要经由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域，此为地利；北方胡人视其为同类，南方士族视其为知音，此为人和。

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还能做转口贸易。

当然，这里面其实存在问题：中华和印度两大文明毕竟异质，就像希腊和希伯来。

好在文明史上并不乏此类奇怪的组合，比如罗马教皇与法兰克人的联盟。

可见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况佛教与中华文明并非没有相通之处。

实际上从宗教的角度看，文明无非四种：一神、多神、泛神、无神。

多神教很难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

一神教虽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条件是：新皈依者表面上多神崇拜，实质上是泛神论者，原本并没有坚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

当然，如果他们之前已有一神倾向，也不妨顺水推舟地改宗更为纯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华人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

你可以说他们无神，因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

同样，也不妨称其为多神和泛神，因为这些崇拜对象具有神性，能够赐福于子孙后代和芸芸众生。

正是这种不确定，使双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间和余地，难怪能够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势必产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

事实上，从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跟儒家学说等等一起漂洋过海的，这里面当然也有禅宗一份功劳。

但，禅宗也让我们错失良机。

作为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玄奘留学印度十七年，糅合十家学说编译而成一部《成唯识论》（简称《唯识论》）。

图示书影为明万历海宁陈瓛重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