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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2页）

儒家的思想和帝国的思路如此一致，它也就没有理由不成为帝制意识形态。

问题是，符合帝国思路的不仅只有儒家，还有法家。

事实上帝国的统治也是兼用儒法，杂用王霸，内法外儒；或者像汲黯批评汉武帝的那样，是&ot;内多欲而外施仁义&ot;（《史记&iddot;汲郑列传》）。

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法家的学说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而一定要独尊儒术？这就要弄清帝国为什么要有统一的思想，它需要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学说。

一般地说，帝国是由三种成分构成的。

高高在上的，是君临天下、乾纲独断、称孤道寡的帝王。

匍匐在他权威之下的，则是只有奉献没有权利的糙民。

帝王孤身一人威加海内，糙民数以万计一盘散沙。

二者之间，则是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这三种人，都对国家意识形态有自己的需求：奉天承运的帝王需要有一种冠冕堂皇的理论为他的统治张本，安邦治国的官僚需要有一种大而化之的主义为他们的施政立法，逆来顺受的糙民则需要一种讲得过去的说法来平衡自己的心理，以便心安理得地接受帝国的统治和奴役。

这种统治和奴役并非他们的自由选择，是他们不想接受也得接受的。

但有此说法，至少是一种宽慰。

可以说，君王、臣僚、民众，都有一种&ot;理论要求&ot;。

不过，理论也好，主义也好，说法也好，都应该出自一家，才能自圆其说。

儒家主张&ot;尊王攘夷&ot;，符合第一种需要；主张&ot;忠君爱民&ot;，符合第二种需要；主张&ot;尊卑有序&ot;，符合第三种需要。

法家虽然也主张君主专政，但对官员和庶民并没有约束力和说服力；道家则是主张退回到原始社会，不要统治的。

这都不符合要求。

所以历史选择了儒学。

独尊儒术的政策一经确定，帝国便利用它强大的意识形态劝说功能来实施礼教。

这其实也是儒学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因为儒家的政治主张，就是以礼乐代法制，以教化代刑律。

据《论语&iddot;阳货》，孔子在子游（言偃）执政的武城&ot;闻弦歌之声&ot;，曾笑言&ot;割（杀）鸡焉用牛刀&ot;，意思是治理武城这样的小地方，哪里用得着礼教？然而子游却回答说，学生听老师讲，君子学道就仁爱，小人学道就驯服。

孔子立即肃然起敬，承认言偃所说是正道，自己所云则不过戏言。

礼教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

礼教的内容无非劝农桑，重耕读，崇孝梯。

因为&ot;其为人也孝梯，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闻也&ot;（《论语&iddot;学而》）。

也就是说，一个老老实实在家务农，勤勤恳恳在家读书，从来就孝顺友爱的人，是不会犯上作乱的，因此务使军民人等身体力行。

这就要普及道德教育。

事实上这种教育也是全国范围的，而且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

明代每年正月和十月，地方上都要举行&ot;乡饮&ot;（这也是从西周时代传下来的一种半官方半民间政治活动），所有人户都必须参加。

饮酒之前，有唱礼、演讲、宣布朝廷法令、表扬与批评等程序，实际上是一次道德教育、政治学习和礼仪演练。

清代则于1670年颁布了康熙皇帝亲自拟定的十六条道德训诫，即后来称之为《圣祖圣谕》的东西，并规定每半个月，地方官和当地士绅就必须向民众宣讲一次，以为全体臣民的做人准则和修养纲领。

在这些活动中，士农工商均须恭聆圣训，体察圣心，从中获取道德的力量。

有异心和劣迹者，则更应反躬自省，革心洗面，重新做人，以期能够和那些良善之民一起共沐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