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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1页）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即帝国取代邦国之初，便正是马克思说的&ot;革命危机时代&ot;。

这个时候，帝国的领导人不可能不&ot;请出亡灵&ot;，也不可能不&ot;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ot;，问题只在于请出谁来，借用什么。

这就要盘点。

前帝国时代留下的治国之方主要有三种，这就是儒家主张的&ot;德治&ot;、法家主张的&ot;法治&ot;和道家主张的&ot;无为而治&ot;。

这三种&ot;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ot;，在帝国创立之初都试穿试用过了。

秦帝国试穿试用了第二种（法家法治），汉之初试穿试用了第三种（无为而治）。

前者被证明此路不通，后者则只不过权宜之计。

剩下能够使用，而且行之有效又能久远的，就只有&ot;德治&ot;，即&ot;伦理治国&ot;。

这是儒家的主张，也只有儒家这样主张。

因此，伦理治国，也就是&ot;儒学治国&ot;。

或者说，儒家思想治国。

事实上，尽管有王朝的更替，帝国制度仍能维持二千多年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因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坚持以儒家思想为官方意识形态，就连两晋也不例外。

相反，正因为民间拒绝儒学，皇帝崇尚佛学，魏晋南北朝的动乱才长达三百六十九年之久。

无疑，历代统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儒学进行改造甚至篡改，会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以至于从董仲舒开始，儒学就已非孔子时代的本来面目，但他们不会放下这面旗帜，只会举得更高。

即便是北方来的满人，也如此。

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天下一统和中央集权的帝国需要一个统一的思想，一个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

这不仅是为了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

帝国从秦王朝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军事独裁和文化专制，只适合规模不大、且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邦国（比如秦王国）；而管理现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帝国，还希望能够长治久安，就不但需要严刑峻法的威慑，更需要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

而且，后者还应该是常规手段，前者则只能用于非常之时、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

这同样是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的，那就是周人的经验。

周，作为一个文化、技术和生产力都相对落后的民族，却能推翻可能是垄断了青铜冶炼技术，拥有大量物质、财富、武器和车马的殷商王朝，靠的就是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这两种手段。

殷商王朝因为横征暴敛和滥施酷刑，失去了人心；周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自己的臣民和属国，包括周边原本附庸于殷商的其他部落国家大行怀柔之道，结果&ot;三分天下有其二&ot;，夺取了全国政权。

周武王说自己是因为&ot;有德&ot;而&ot;有天下&ot;，不是没有根据的说法。

周人的这种做法甚至成为一种政治传统，即包括对待周边少数民族国家，也首先是&ot;以文教化&ot;，&ot;以德服人&ot;，&ot;不战而屈人之兵&ot;。

当然，对那些&ot;冥顽不化&ot;，实在不肯臣服的，该出手时还是要出手。

刘向《说苑&iddot;指武篇》云：&ot;凡武之兴，为不服也。

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ot;所谓&ot;文化&ot;，就是&ot;文明教化&ot;。

也就是说，对那些&ot;夷狄&ot;，要先用&ot;文明&ot;去&ot;教化&ot;（文化）。

如果屡教不改（文化不改），那就大开杀戒（然后加诛）。

总之，无论对臣民，还是对番邦，都要恩威并重软硬兼施，不能&ot;不教而诛&ot;。

文化怀柔和道德训诫，是摆在第一位的，或者说是应该先做的，因为它成本最低。

这其实也是儒家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