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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教育（第5页）

这就是公孙弘所说的“因旧官而兴焉”

（不另设新机关），但因博士弟子，都有出身，所以传业者寖盛（以上见《史记》《汉书·儒林传》）。

至后汉，则光武帝下车即营建太学。

明、章两代，屡次驾幸。

顺帝又增修校舍。

至其末年，游学诸生，遂至三万余人，为至今未曾再有的盛况。

按赵翼《陔余丛考》有一条，说两汉受学者都诣京师，其实亦不尽然。

后汉所立，不过十四博士，而《汉书·儒林传》说：“大师众至千余人。”

《汉书·儒林传》，不能证明其有后人增窜之迹，则此语至少当在东汉初年。

可见民间传业，亦并非不盛。

然汉代国家所设立的太学，较后世为盛，事实上比较的是学问的重心，则是不诬的。

此因（一）当时社会，学问不如后世的广布，求学的自有走集学问中心地的必要；（二）则利禄使然，参看第七章自明。

前汉时，博士弟子虽有出路，究系平流而进。

后汉则党人劫持选举，而太学为私党聚集、声气标榜之地。

又此时学术在社会上渐占重要地位。

功臣、外戚及官吏等，亦多遣子弟入学。

于是纨绔子弟，掺杂其中，不能认真研究，而易与政治接近，就成《后汉书·儒林传》所说的“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

了。

汉末丧乱，既不能研究学问，而以朋党劫持选举的作用亦渐失。

魏文帝所立的太学，遂成学生专为避役而来，博士并无学问可以教授的现状（详见《三国·魏志·王肃传》《注》引《魏略》）。

魏晋以后，学校仅为粉饰升平之具。

所谓粉饰升平，并不是学校能积极地替政治上装饰出什么东西来，而是消极的，因为倘使连学校都没有，未免说不过去。

所以苟非丧乱之时，总必有所谓学校。

至其制度，则历代又略有不同。

晋武帝咸宁二年，始立国子学。

按今文经说，只有太学。

大司乐合国之子弟，是出于《周官》的，是古文经说。

两汉的政治制度，大抵是根据今文学说的。

东汉之世，古学渐兴，魏晋以后，今文传授的统绪遂绝，所以此时的政治制度，亦渐采用古文学说了。

自此以后，元魏国子、太学并置。

周只有太学。

齐只有国子学。

隋时，始令国子学不隶太常，独立为一监。

唐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都属国子监。

后律学改隶详刑，书学改隶兰台，算学改隶秘阁。

律学、书学、算学专研一种学问艺术，系专门学校性质。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则系普通性质。

国子学、太学，都只收官吏子弟，只有四门学收一部分庶人，成为阶级性质了。

这都是古文学说的流毒（四门学在历史上，有两种性质：有时以为小学。

此时则模仿《礼记·王制》之说：王太子、王子、群后的太子、卿大夫元士的适子，都可以直接入学，庶人则须节级而升，因令其先入四门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