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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5章（第2页）

简言之，胡适发下不谈政治不做官的誓愿可以是确有其事，惟本不全出于己意，而且恐怕主要意思还是在不做官上。

他的名著《易卜生主义》其实是一篇专讲实验主义政治的文章。

胡适说易卜生最恨政客，以为加入政党是很下流的事。

在他看来，“那班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的权利，全是胡闹。

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

。

[6]或者是胡适要学易卜生，或者他根本就是以易卜生之口说自己的话，总之他也是不入政党，专抓思想革命。

不过，胡适那时才二十多岁，二十年后也不过四十多，真要做官，其实也还留有较大的余地。

如果上述分析尚能成立，则胡适出来谈政治是早晚的事。

他后来爱说的五四运动造成的政治对文化的干扰，颇有倒着放电影的意味（详后）。

倒是他说自己出来谈政治是“忍不住了”

，才是最接近真相的话。

他的确已忍了很久了。

那么，胡适的政治观是怎样一种政治观呢？胡适从小养成的士大夫意识相当深重，在美国的留学生活给胡适的最大影响之一即是使他由士大夫意识转向重视下层民众的“民主精神”

。

1912年胡适曾参加进步党的集会，见到许多康大的教授在场而主持者却是该校的管楼工人。

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由一位工友所主持的大会的民主精神，实在令我神往之至。”

实则当时未必就已十分“神往”

，尤其并不“之至”

。

他在几年后观看纽约女子参政游行时，发现“此邦哲学界第一人”

杜威也参与之，又大受震撼。

胡适吃惊之余，不禁慨叹道：“二十世纪之学者不当如是耶！”

他到晚年时对此记忆犹新，可见震动极大。

胡适回忆说，杜威“还直接参加此一群众运动”

，对他的影响“至为深刻”

。

[7]其实“还直接”

三个字，已暴露出他的士大夫意识至老也未全衰。

有那样的意识，每次目睹此类事件，震动颇大是可以肯定的。

而这样的震动多了，意识就不知不觉向“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