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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出版2020年度好书经济管理套装共12册第四章 受教育程度影响生死（第2页）

不管答案是什么，下列事实不容辩驳，那就是劳动力市场正在为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提供机会，而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来说则并非如此。

随着企业和政府不断应用越来越先进的技术，加上计算机的使用大量增加，对更高技能和能力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受教育程度较低与较高的人口之间，收入和就业差距会不断加大。

对于少数幸运而有才华的顶尖人士而言，比如对冲基金交易员、硅谷企业家、首席执行官、顶级律师或医生，他们获得高薪的机会实际上是无限的，远远超过从前。

2018年，美国最大的350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收入高达1720万美元，是人均收入的278倍。

1965年，前者还仅为后者的20倍。

如果我们回到100年前，那时收入最高的人依靠的都是资本，他们是祖先财富的继承者。

对于食利阶层来说，以工作为生是一种耻辱。

没有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制造业从业者更丢脸的事了。

如今，最高的收入来源已经不再是继承的财富，而是高薪收入（如那些首席执行官），或者创业及专业工作获得的收入（如咨询顾问、医生和律师）。

教育，而非家庭或出身，是获得此类工作的必经之路。

人们在寻找另一半时倾向于选择有相似兴趣和背景的人。

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更有可能嫁给同样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

曾经有一个时期，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会安于做家庭主妇，但在20世纪后期，她们已经走出家门，步入职场。

因此，随着劳动力市场给予学士学位越来越丰厚的回报，以及更多高薪职业岗位向女性开放，我们开始看到更多对双方都拥有高薪收入的夫妻。

换言之，学士学位或更高的学位已经不仅是一份高薪工作的入场券，还是夫妻双方均拥有高薪的婚姻的入场券。

现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已经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将在本书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种割裂。

在工作方面，如今的公司更有可能存在“教育隔离”

。

我们在本书后面将会看到，现在，大公司正在将许多过去由内部雇员完成的低技能工作外包出去。

过去，不同文化程度的人会一起工作，都是同一家公司的雇员。

现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所居住的地点相互隔离，那些成功者居住在房价高企的地方，不那么成功的人根本无法进入。

由于地理隔离加剧，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的孩子所上学校的质量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成功的夫妇除了参与孩子的学校活动之外，几乎没有时间参与其他社区活动，因此他们也没有什么机会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相互认识，了解彼此关心的事情，或者共同参与社区活动。

这两类人的品位不同，他们在不同的餐馆吃饭，访问不同的网站，看不同的电视频道，从不同的渠道获取新闻，在不同的教堂做礼拜，读不同的书。

正如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的，他们对婚姻制度的依恋也大不相同，而且这种现象愈演愈烈。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结婚较晚，但更不容易离婚，他们生孩子的时间也较晚，拥有非婚生子女的可能性也较小。

盖洛普公司在美国人中做过一个大样本调研，要求受访者将他们的生活从0分（你能想象到的最糟糕的生活）到10分（你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生活）进行打分。

2008—2017年，超过250万人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打出的平均分是6.9分。

那些拥有学士学位及更高学位的人打出的平均分为7.3分，只拥有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打出的平均分为6.6分。

在使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生活满意度更高的原因中，只有大约一半与他们拥有更高的收入相关，从而表明这种较高的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教育本身带来的巨大优势，或者至少要归因于教育带来的非收入性益处。

盖洛普调查还询问人们是否每天都能做一些有趣或喜欢的事情，在此方面，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同样具有巨大的优势。

教育与精英制度

一个总体教育程度更高的社会在很多方面都会大有不同，而且这些不同将会远远超越个体的差异。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受益于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的创新能力和更高的生产力。

更好的机会平等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每个人都赞成向那些曾经因家庭、收入或出身而被排斥在外的聪明孩子开放教育机会。

在我们这个时代，精英制度是宛如试金石一样的美德，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成功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没有人会怀疑这样做会给我们带来好处。

事实上，在某些领域，我们显然还需要更多地将这一点发扬光大。

一个绝佳的例子是看看哪些人会成为发明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