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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数字外交 科技的地缘政治（第2页）

这项工作自然将从科技行业开始，但是，一旦客户部署了这些新服务，它就变成了一项共同的责任。

在微软，我们每年花费逾10亿美元开发新的安全功能，这项投资涉及3500多名专职安全专家和工程师。

随着我们不断加速推出新的安全功能，这项工作一直向前推进，堪称整个科技行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二种方法涉及我们所说的运营安全，从某种程度上讲，微软比其他一些科技公司更加重视这一问题。

这具体包括三方面的工作，我们的威胁情报团队负责探测新的威胁，我们的网络防御行动中心侧重于与客户共享这些信息，而反数字犯罪部门则负责瓦解网络攻击并反击。

后一项工作使我们越来越多地涉足一个传统上由政府单独应对的领域，也因此带来一些复杂的问题。

例如，企业应该如何应对特定的攻击？当然，我们需要帮助我们的客户从黑客攻击中恢复过来，但我们怎样才能先发制人，阻止攻击？而且，我们能选择还击吗？

2016年，我们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抛给一群科技行业领袖，大家反应不一。

一位出席会议的高管强烈建议授权公司予以反击，但我担心，伸张技术正义会导致错误甚至混乱。

所以，我们通常要求我们的反数字犯罪部门在涉及执法的案件上，原则上通过法庭解决问题。

这种做法多少让我感到一丝欣慰。

它使我们建立了一套法律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公共当局发挥了它们应有的作用，而我们仍然服从它们，更普遍的意义上说是服从法治。

我觉得有充分的理由坚持这种做法。

随着民族主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逐渐抬头，全球化企业也需要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以一种全球化的方式展开行动。

我们向同业发出挑战，成为“中立的数字瑞士”

，致力于保护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所有客户，保证百分之百的防御和零进攻。

让每个政府，包括那些有更多民族主义观点的政府，都能信任科技。

如果科技行业能够承诺我们所有的客户，无论来自哪个国家，都能得到保护，同时不帮助任何政府攻击无辜平民，那这些政府也会受益。

当我们把这两种策略结合起来时，它们对于应对扩大化的攻击似乎仍显不足。

要支撑网络安全这把凳子，我们还需要最重要的第三条腿：以更强大的国际规则和协调一致的外交行动来遏制网络威胁，鼓励国际社会向各国政府施压，并停止无差别网络攻击。

不过我们担心，在全球问责机制得到进一步加强之前，政府否认任何不当行为实在是太容易了。

是时候签订一份《日内瓦数字公约》了

2017年1月，就在丹麦宣布设立后来卡思珀·克林奇出任的那个大使职位前一周，我们在微软讨论如何激励科技行业，让国际社会围绕网络安全问题团结起来。

我突然想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在1949年召集世界各国政府签订了《日内瓦第四公约》，以便在战争时期更好地保护平民。

“现在本应该是一个和平时期，我们却目睹这些针对平民的袭击，这难道不是很讽刺吗？”

我们的公共事务负责人多米尼克·卡尔迅速回应道：“也许现在是签订一份《日内瓦数字公约》的时候了。”

英雄所见略同。

正如1949年各国政府承诺在战争时期保护平民一样，政府也需要在和平时期保护互联网平民，也许《日内瓦数字公约》能够激发大家对这一需要的期待之情。

这个想法也具有现实基础，各国政府、外交官和专注于建立所谓国家间网络安全规范的科技专家已经开展了相应工作。

也许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和品牌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与非业内受众交流，要想让我们的想法成为现实，我们需要赢得这些受众的支持。

我们呼吁继续强化国际规则，避免针对和平时期的普通公民、机构或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并更加严格地禁止利用黑客技术窃取知识产权。

同时，我们敦促制定更强有力的规则，要求各国政府协助私营部门努力发现、应对这类攻击，以及从攻击中得以恢复。

最后，我们敦促建立一个独立的组织，可以调查并公开披露将国家级攻击归因于特定国家的证据。

2017年，我们在旧金山的RSA安全年会上宣布了我们的想法。

此后，一些记者抓住了这个主题，热情地投入到《日内瓦数字公约》的宣传活动。

尽管新闻界总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能够测试新想法可以获得多大程度的接受，但更大的考验在于，各国领导层的政策议题是否会因此发生变化。

讽刺的是，衡量人们是否在倾听的一个好方法是，是否有人表示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