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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工转为民用（第3页）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年鉴统计，1978年是世界造船业10年以来最糟糕的一年。

西方经济危机与石油提价，进一步打击了造船业，闲置油船猛增到3299万吨。

英国《经济学家》报道，日本造好的20多艘大型油轮，因为船东弃船，只好漂在海上当水上油库和粮仓。

柴树藩深知，要想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这个历史性的任务，首先需要的是掌握第一手资料，找出我国船舶工业落后的症结所在，以制定相应的对策。

柴树藩到任后，立即请来了日本最大的造船企业。

三菱重工总经理古贺繁一作为造船咨询专家，带着众人深入南北各大船厂调查研究。

柴树藩到沿海的船厂转了一圈后，心情十分沉重。

中国的造船业在20世纪70年代却陷入了尴尬的困境，由于长期不重视民船建造，生产结构极不合理，经济效益极差，整个行业几十万人，坐吃山空，就指望着国家下达的军品任务维生。

中国的造船业，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

看到船厂里的景象，古贺繁一有些迷惑地问柴树藩：“几个工厂的机器、吊车到处是铁锈，有两个船坞里，野草快一人高了！

这么些工人都不干活了吗？部长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啊？”

古贺繁一直言不讳：“柴部长，你们用的一些方法太落后了，世界上早不用了，可你们为什么还在重复干这种效率太低、太低的活儿呢？”

回首历史，目睹眼前长满野草的船台，柴树藩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言语给这位对华友好的日本专家解答，他只能保持沉默。

在近距离地考察过中国造船企业后，古贺繁一非常坦诚地告诉柴树藩说：“你们的造船水平至少落后世界25年。”

听到这样的话，柴树藩心中愈发难过。

新中国成立快30年了，我们的船用主机，自己生产的质量还不过关，很多型号得靠进口。

船壳子虽然可以造，但工艺落后，许多技术指标比国外差一个数量级，差10倍。

船用设备更让人揪心，一个惯性导航的漂移度，国外标准是万分之一，我们自称达到了百分之一，但是我们根本没有测试手段，完全是估计的。

站在船台上的荒草丛中，柴树藩抚摸着锈蚀的机械暗下决心，就是“推”

，也要把中国的巨轮推下海。

虽然条件不利，但中国人重来不都是在不利条件下创造奇迹的吗？

依据长年从事计划工作的丰富经验，他心中有了改革发展的初步方案，船舶工业要走出困境必须以质取胜，不能靠“人海战术”

拼数量。

柴树藩果断决定：六机部立即压缩战线，集中力量首先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专利，组织科研攻关，尽快掌握其核心技术，同时加强管理，改造现有船厂。

这一年，六机部在建的大中型项目有100余个，总投资规模达34亿多元。

许多工程稀稀拉拉，骑虎难下，顾此失彼，矛盾重重。

按原规模，以当时国家分配的年度计划投资，至少需要10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柴树藩要求各地把有限的资金用到关键之处，不能再遍地开花。

当过国家建委副主任的柴树藩痛下决心进行清理，该停建的停建，该缓建的缓建，该验收的立即验收，119个在建项目一下子压缩到42个，砍掉了一多半。

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决策，甩掉了长期以来敞口花钱、坐吃基建饭的沉重包袱，腾出手来，对现有的企业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

1978年5月，六机部在北京向阳饭店召开了直属各造船厂领导干部工作会议，这是柴树藩担任六机部部长以来参加的第一次全行业工作会议。

会议的主题是研究下一步造船工业怎么办。

在会上，柴树藩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

当人们听说要改变从前“以军养民”

的方针，把企业推向市场的时候，所有的人，特别是指望着从部里拿回订单的人愕然了。

整个会议室里气氛沉闷，人们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蓝色的烟雾弥久不散。

到会的各单位领导怨声不断：我们为国家干了几十年军品，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怎么国家说不管就不管了！

从三线来的干部更是声泪俱下地向柴树藩等人诉说：我们背井离乡，钻山沟，住草棚，为国防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今天弄得快没饭吃了，不给任务，我们绝不离开部里。

“打进国际市场”

的话音还没落地，会场里沉闷的气氛躁动起来，人们开始交头接耳，似沉闷的阴云里滚动的雷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