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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第2页）

在考证方面，在现代中外学人中，我最佩服的有两位：一位是我在德国的太老师herichl&uul;ders，一位是我在中国的老师陈寅恪先生。

他们两位确有共同的特点。

他们能在一般人都能读到的普通的书中，发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从极平常的一点切入，逐步深入，分析细致入微，如剥春笋，层层剥落，越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最后画龙点睛，一笔点出关键，也就是结论;简直如&ldo;石破天惊逗秋雨&rdo;，匪夷所思，然而又铁证如山。

此时我简直如沙漠得水，酷暑饮冰，凉沁心肺，毛发直竖，不由得你不五体投地。

上述两位先生都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他们的考证中都含有&ldo;义理&rdo;。

我在这里使用&ldo;义理&rdo;二字，不是清人的所谓&ldo;义理&rdo;，而是通过考证得出规律性的东西，得出在考证之外的某一种结论。

比如herichl&uul;ders通过考证得出了，古代印度佛教初起时，印度方言林立，其中东部有一种古代半摩揭陀语，有一部用这种方言纂成的所谓&ldo;原始佛典&rdo;（urkanon），当然不可能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经，颇有点类似中国的《论语》。

这本来是常识一类的事实。

然而当今反对这个假说的人，一定把urkanon理解为&ldo;完整的大藏经&rdo;，真正是不可思议。

陈寅恪先生的考证文章，除了准确地考证史实之外，都有近似&ldo;义理&rdo;的内涵。

他特别重视民族与文化的问题，这也是大家所熟悉的。

我要郑重声明，我绝不是抹杀为考证而考证的功绩。

钱大昕考出中国古无轻唇音，并没有什么&ldo;义理&rdo;在内;但却是不刊之论，这是没有人不承认的。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足证为考证而考证也是有其用处的、不可轻视的。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的许多考证的文章，却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比如，我考证出汉文的&ldo;佛&rdo;字是put，but的音译;根据这一个貌似微末的事实，我就提出了佛教如何传入中国的问题。

我自认是平生得意之作。

1997年

谈　翻　译

题目虽然是&ldo;谈翻译&rdo;，但并不想在这里谈翻译原理，说什么信达雅。

只是自己十几年来看了无数的翻译，有从古代文字译出来的，有从近代文字译出来的，种类很复杂，看了就不免有许多杂感。

但因为自己对翻译没有多大兴趣，并不想创造一个理论，无论&ldo;软译&rdo;或&ldo;硬译&rdo;，也不想写什么翻译学入门，所以这些杂感终于只是杂感堆在脑子里。

现在偶有所感，想把它们写出来。

因为没有适当的标题，就叫做&ldo;谈翻译&rdo;。

题目虽然有了，但杂感仍然只是杂感。

我不想而且也不能把这些杂感归纳到一个系统里面去。

以下就分两方面来谈。

一　论重译

世界上的语言非常多，无论谁也不能尽通全世界的语言。

连专门研究比较语言学的学者顶多也不过懂几十种语言。

一般人大概只能懂一种，文盲当然又除外。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非要翻译不行。

但我们不要忘记，翻译只是无可奈何中的一个补救办法。

《晏子春秋&iddot;内篇》说：&ldo;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

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rdo;桔（橘）移到淮北，叶还能相似。

一篇文章，尤其是文学作品，倘若译成另外一种文字，连叶也不能相似，当然更谈不到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