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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2页）

上，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之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

&rdo;胡宗南要求韬奋拥护政府抗日，韬奋机智地回答：&ldo;只拥护抗日&lso;政府&rso;。

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lso;政府&rso;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lso;政府&rso;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

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lso;政府&rso;也没有什么帮助。

&rdo;两人话不投机，只好不欢而散。

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中国驻军奋起抵抗。

第二天，《生活》周刊两次刊发《紧急号外》，报告抗战消息。

此后，《生活》在淞沪抗战期间每天都发出一两次《紧急号外》。

第三天，，韬奋发表《痛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人民积极动员起来，支持义军的爱国壮举。

韬奋还写了许多大声疾呼抗战的文章。

《生活》周刊销量激增，达到15万5千份，创造了当时中国杂志界发行量的新纪录。

此外，他和《生活》周刊的同事积极参加战时后方服务。

根据前方战士们的需要，他们征集各种急需用品，还开办&ldo;生活伤兵院&rdo;，为浴血抗日的负伤战士治疗。

《生活》周刊深受上海人民的信任，常常半夜三更还有人打电话来询问前线消息。

韬奋清楚地看到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必须发表正确的言论和新闻来唤醒民众。

他感到《生活》周刊的出版周期太长，难以及时反映对重大时事问题的意见，于是就想办一份日报。

3月底，他与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朴、杜重远等发起，由读者集资准备创办《生活日报》。

他们在报上登广告，公开招募股本，很快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

几个月内，便征集到股金15万元以上。

群众踊跃入股的盛况，吓坏了国民党政府，下令禁止这个报纸登记。

韬奋等人被迫宣告停办，并将已收的股款附加利息全部退还股民。

7月初，韬奋在《我们最近的趋向》一文中明确指出：&ldo;中国无出路则已，如有出路必要走上社会义主义的这条路。

&rdo;于是，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韬奋本人和《生活》周刊的迫害。

7月，国民党当局以&ldo;言论反动，毁谤党国&rdo;的罪名，下令禁止邮寄《生活》周刊，甚至逮捕购阅《生活》周刊的学生。

一些御用党棍和无耻文人在社会上散布流言蜚语，对韬奋进行人身攻击。

面对这些压力，他坚定地表示：&ldo;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

&rdo;&ldo;至多奉送一条生得不耐烦的命，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rdo;鉴于《生活》周刊随时可能被扼杀，韬奋决定把刊物和出版机构分开，于7月在福州路384号正式设立&ldo;生活书店&rdo;。

它是在1930年9月成立的&ldo;书报代办部&rdo;的基础上建立的。

书店采用合作社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10月初，平津各报纷纷传言，有的说《生活》周刊已被查封，有的说韬奋已遭通缉，甚至还有人说韬奋还接到一些南京读者的来信，都是告诉他关于国民党中央党部将查封《生活》周刊消息。

他在平津的亲戚也打电报来问他安危。

一时间，乌云密布，浊浪排空，韬奋的处境极为险恶。

韬奋预料《生活》被封禁已是不可避免的。

10月22日，他预先写好《与读者诸君告别》一文，准备随时在最后一期上发表。

1932年12月，韬奋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社会团体组织。

&ldo;同盟&rdo;的主要目的是营救&ldo;政治犯&rdo;，反对国民党对青年的屠杀和非法拘禁，以及争取言论集会的自由。

因此，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暗杀了&ldo;同盟&rdo;秘书长杨杏佛，并把韬奋也列入&ldo;黑名单&rdo;。

韬奋无所畏惧，冒着危险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