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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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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代办其他委托事项。

它就是后来影响极大的&ldo;生活书店&rdo;的胚胎。

从离开圣约翰大学到1931年8月，韬奋走上社会已整整10年。

这10年当中，他始终没有摆脱&ldo;政治清明&rdo;和&ldo;实业救国&rdo;的资产阶级思想。

但是他爱国，有正义感；他不满现状，不畏强暴，他不谋私利，追求进步。

1931年9月，一场震惊世界的事件‐‐九一八事变促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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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活》周刊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国内的政治形势是，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国民党政府却奉行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坚持反共内战的反动方针。

这一切大大激发了韬奋的爱国热忱，使他逐步认清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真面目和反动本质，也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韬奋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

他的思想的转变过程，可以从《生活》周刊中找出鲜明的痕迹。

1931年7月，日本军警开枪射击我国农民，旅朝侨胞惨遭屠杀。

这就是吉林&ldo;万宝山事件&rdo;和&ldo;朝鲜惨案&rdo;。

这预示着中华民族大难将临。

韬奋在《生活》上发表《国人应奋起一致对外》、《全民族的生死关头》等文章，说这两个事件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先兆，决不能视为一时一地的事情。

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反抗。

9月18日深夜，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动全国的大事突然发生：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发动进攻。

第二天，日军侵占了沈阳等20多座城市。

4个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ldo;九一八&rdo;事变是韬奋和《生活》周刊在思想上发生急剧转变的转折点。

此后各期《生活》周刊以抗日救亡为中心内容，并逐渐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

韬奋自己说：&ldo;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

&rdo;9月底，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读〈莫斯科印象记〉》，推荐著名学者，共产党员胡愈之的访苏见闻一书。

10月初，他们两人围绕&ldo;九一八&rdo;事变前后国内形势的问题长谈了一次。

此后，胡愈之经常给《生活》写国际评论等文章，深受读者欢迎。

11月，日军攻占黑龙江。

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率部奋起抵抗。

韬奋立即号召《生活》周刊的读者捐款援助。

他登高一呼，群起响应，不到几天，慕捐的钱竟达12万余元，轰动全国！

韬奋后来回忆起当时群众踊跃捐款的盛况说：&ldo;其中有一位&lso;粤东女子&rso;特捐所得遗产2万5千元，亲交给我收转。

这样爱国的热诚和信任我们的深挚，使我们得到很深的感动。

当时我们的周刊社的门口很小，热心的读者除邮汇捐款络绎不绝外，每天到门口来亲交捐款的，也挤得水泄不通；其中往往有卖菜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使人看着发生深深的感动，永不能忘的深深的感动！

当时我们的同事几乎全体动员，收款的收款，算帐的算帐，忙得不得了，为着急于算清以便赶早汇交前线的战士，我们往往延长办公时间到深夜。

&rdo;1932年1月9日，韬奋在《生活》上宣布，本刊&ldo;最近已成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故有所论述，多以当前事实对象&rdo;，论事论人，一切以正义为标准，他还明确指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必将崩溃，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成立。

不久，国民党当局就派高级军官胡宗南找韬奋谈话。

在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主张的问题上，两人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激烈辩论。

胡宗南想迫使韬奋和《生活》周刊改变立场，韬奋严正表明：&ldo;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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