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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日记（第2页）

我生于农家，很少机会亲近书香，因而直到中学阶段的后半段才想到写日记。

为什么想到写？后来回想，大概是贵生从而有伤逝之情在作祟，舍不得，没办法，只好记下来，以期经历之事以及伴随的笑与泪能够留在小本本里。

体例同于一般人，每日睡前写，记月日，记阴晴风雨，日常活动记大（如上课、上班）不记小（如漱口、洗脸），略常而详非常（如外出、来客等）。

内容有偏重，是多写心的活动（后来有变，详下），分说，曰思想，即对什么有看法，曰感情，即对什么有爱憎。

这样一来，所写就成为头轻尾重，头部像记账，尾部变为写文章。

这样，由20年代晚期起，到40年代末止，记了二十多年，迎来另一个新时代。

新之一是是非有了规定，带来的困难不小，因为忘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不容易。

结果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是非，说己之所信；不要是非，说己之所不信。

新之二是是非的要求严格，带来的困难更大，因为卫冕的英雄无时不有，无地不在，如果说己之所信而不合规定的是非，而竟入卫冕英雄之目，那就后果不堪设想。

幸而我还有保身的明哲，于是先是清飘扬于外之文，用的是古法，非礼勿言。

紧接着就清只可自怡悦之文，用的是留头去尾法，即写日记，只记账而不再做大块文章，敞开胸襟给人看。

想不到这先见之明真就有了大用，是文化大革命中，有革命性的人物来搜查了，日记当然要拿走，而不久就退还，推想是对于这样的写实文字，“某月日，星期几，小风，不热。

准时上班，注解某篇课文。

六时下班，返家，路上买扁豆一斤。”

既无兴致看，又无兴致保存，发还可以心净。

这是日记引来的胜利，可以拍掌称快。

但也不是没有麻烦。

其一最难处理，是有些事，记不记，如果决心记，记到什么分寸，如何措辞，都要大费斟酌。

我是常人，而且是庄子所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

的常人，身心的活动，有时就难免与传统的礼法，甚至心中的天理（用宋儒的说法），不能尽合，记不记？昔日的有些道学家，是自负为事（甚至包括梦的内容），无不可对人言的，他们是否真能做到，自然只有他们自己能知道。

至于我自己，就认为，如果也求事无不可对人言，就要有大雄之心，我行我素，不顾传统，并少看四面八方。

这不容易，以梦为例，情动于中不罕见，其中总难免有应该止乎礼义而未能止乎礼义的，也记吗？我则常是采用今世的保身之法，曰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

不说，即未记，即使事轻微，关系不大，有时想到古人说的愧于屋漏，终归是不能心安理得。

其二，除极少数有史料价值或文学价值，值得问世以外，日记都是备自己日后翻检的，而说起翻检，其中又会有不少酸甜苦辣。

就我自己说，是几乎不翻检，主要不是因为昔日的生活苦，而是因为回顾过去，感到人生真是如梦，往者已矣，来者也不会有什么价值，而又不能不活下去，所以更是苦。

这种感触，有时甚至使我想到，与其记了不敢翻检，还不如不记。

但是又想到，万一有什么旧事需要翻检呢？所以还是保留生活旧迹的愿望占了上风，直到现在，不问有用无用，还是记。

还有个其三，是最后如何处理，也不好办。

我自信，这多年的日记，七七事变以前的若干本，毁于战火，可以不计，还有几十本，确是没有传世价值，那么就学林黛玉，焚稿？困难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实际。

比如说，决定焚，自己尚有力时，考虑到也许还有用，不好焚；自己已无力时，下一代可能看做家乘（黄山谷的日记即名家乘），舍不得焚。

如果竟至留下来，又竟至有人（纵使是家门之内的）翻阅，看到不少不足为训的，会有什么感触呢？想到古人说的人死求速朽，不禁为之慨然。

但那终是身后事，不管也罢。

至于身前，明月之事不可知；今日，以及以前，已定，可意也罢，不可意也罢，都是切身的，应该珍视，能有个比较明晰的痕迹，总比茫然一片好吧？这痕迹，我未必检寻，甚至未必敢检寻；不过知道有此痕迹，藏在那一堆本本里，终归是个安慰。

而说起藏，忽然想到一篇早已想写而仍未能动笔的文章，“十年泉下”

，也许终于不能动笔吧？那就能有个藏这样的人和事的地方也好。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我还是决定继续记下去，直到无力拿笔时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