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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日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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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散文：生活卷（.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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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之类的事也有阶级，帝王的名起居注，由别人执笔，早年还是宫中的女知识分子。

帝王的活动需要记，是因为确是影响大，上至群体的安危，下至某些人的祸福，都与他的心血来潮有关。

这样的日记是为多数人。

为自己呢，孔子在河边，慨叹过去的难得存留，说“逝者如斯夫！

不舍昼夜”

。

在京剧中以大白脸出现的曹阿瞒竟也有这种心情，《短歌行》中有句云：“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时间无情而人力有限，留不住，只好安于退一步，用纸笔记下来，以备日后翻检，像是还没泯灭。

比如真就记了，翻检，以常人为限，发现若干年以前，某月某日，想得一顶高职称的帽子，真就得了，某月某日，想看到意中人点头，真就点了头，以及下而又下，某月某日，被梁上君子拿走几张（因为仅有这一些）大团结，某月某日，被红卫英雄揪去批斗，往事如影，有笑有泪，总当很有意思吧？也就因为有意思，所以有不少人，依祖先老例应该日入而息的时候，却拿起笔，记当日的事，包括见闻，主要是自己的身心活动。

这活动，依照各个人的多方面的不同，入记就难免有所偏重，如翁文恭之流偏重政务，越缦堂之流偏重学问；还有破格的，如鲁迅记洗脚（用文言，曰濯足），清朝某道学家记与老妻敦伦，以证事无不可对人言。

总之，内容五花八门，就是别人翻检，也会发现，至少是有些地方，有意思。

有意思还有个重要来由，是写了供“自己”

日后翻检的（少数人例外），就容易掏出血心，说真话。

说“容易”

，不说一定，是因为世间是复杂的，比如就时间说，我们也可能躬逢伟大的时代，那就时时要准备红卫英雄之类来搜查；就空间说，如果有同室人，有时候，她或他也许有兴致看看吧？再有，如果诸多条件齐备，所记有问世的机会，则想到十目所视，也当为避免十手所指而笔下留情（自己之心情）吧？

但问世，终归是极少数。

说起来这也是人间的一种遗憾，有印刷术以前无论矣，专说五代以后，如果李清照曾记日记，而有幸传下来，那就可以设想：一、其可读性必超过《金石录后序》；二、是否改嫁张汝舟的问题，也就不会直到今日还争得脸红脖子粗了。

这位易安居士大概没记日记。

据陆放翁《老学庵笔记》，黄山谷是记的，未能传世，推想其时还不觉得这也是可以让别人看看之文。

这看法，直至后代也仍是只有小变而没有大变。

这小变是极少数人，既人名高又文名高，记，也许落笔时就想到可能问世甚至希望问世，而真就问了世。

至于绝大多数人，我们要用减法，先减去个最大数，不识之无因而也就不能拿笔的。

接着还要减去能拿笔而没有兴致甚至并未想到记的。

这样一减，所余就都是记日记的，估计数量不会多。

这不多之中，文值得看的，估计还是少数；值得看的，如果人无高名，问世也大难，因为刊印之前不能不考虑销路。

这结果，与其他文体相比，市面的书架上，以及图书馆的书架上，日记就成为罕见。

语云，物以稀为贵，也因为上面说的，容易说真话。

多年以来，对于日记，我总是喜欢看。

能不能举一种最喜欢的？如果不是比高下，允许说偏爱，我想说，那是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小原因是学富，大原因是文高，通行说法是辞章好。

辞章好，可以说是用意写的，因为一本写完，有借与人（如樊增祥）阅读之事；也可以说用意而没有离开本然，因为影印的传世本是稿本，并未誊清甚至重写。

不重写而可读，至少是我，读，就总是有高不可及之感。

说不可及，发自肺腑，是因为我也写日记，看别人的，就难免反观乎己。

反观，自知不可读；但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关于写的种种，像是还无妨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