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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第3页）

不管你怎样标榜自己如何远离政治。

要忠实于人民，就是以人艮的利益为根本。

当然生活当中还有好多寧超出了作品范围的。

那些东西，我也看到了超出我作品的更丑恶的人物和形形色色的事情。

去年，绍棠上吉林给我带个信儿说，吉林有个作者也被劳改过，他说，从维熙被劳改过吗？他写那个《大墙下的红玉兰》好像不够劲，好多事没触及。

我住监狱被判死缓，身上被缠上胶布打得死去活来，打完后把胶布一撕。

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没涉及这些。

他意思指我的火候还不够，没写那些触目惊心的东西。

我觉得我们的作家写任何作品的时候要考虑到他自己的形象和可能出现的社会效果，只管写，而不管效果，我是不太赞成这种观点的。

1979年《文艺报》举行一个座谈会，我在会上发了这个言，我说如果想让我们的国家越变越好，而不是越变越坏，一个作家不考虑社会效果是不可能的。

我觉得这就是忠实于人民。

没有倾向，就没有信仰，也就没有强烈的国家观念。

我认为一个作家应当追求真实性和倾向性的和谐统一。

现在有些文学作者似乎在追求一种新的境地，就是表现自我。

这使我想起诗袓屈原的长诗《离骚》，他表现了自我对故国的一片真诚。

我欣赏这个“自我”

。

如果把自我架高于一一切之上，只有自我最高，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疾苦哀乐都不是最高的。

这种观点我自己还不能苟同。

我有个亲戚不生孩子，从小抱养了一个女儿，6岁得了风湿性心脏病，他们抱她到医院开刀治好了。

这个孩子上了大学，跟美国教师搞了恋爱。

最近我接到亲戚来信，问我这个事怎么办？女儿态度似乎很坚决，要跟着他到美国去，要结婚离开这个家庭。

这件事在我脑〒里引起的震动很大，我觉得，这也是她的一种自我追求吧！

但我明确告诉她，我反对她的自我追求。

我给她写了封信说，我们中国有句土话，“儿不嫌母丑”

、“狗还不嫌家贫”

呢，父母把你养到这么大，你吃的是中国土地上的粮食长大的……反正我写得很激动，何能不能解决她的问题呢？我自己也不敢说。

还有一个研究语言学的日本朋友对我说：“你们有些女孩子太不尊重自己了，为了达到出国的目的，什么都可以做。”

听了这话，我感到一种羞耻。

我想，我们的文学作品，总不该像那些不要脸的姑娘那样，和祖国离心离德一一这也许就是作家应有的责任感吧？

我们许多作家，经受了不少磨难，但这些作家和祖国和人民的脉搏跳动是一致的。

尽管有时他们也会发几句牢骚，但作品的倾向却很明确，我想，这对一个搞文学创作的人是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