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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椰林俱乐部大火的遗烬（第3页）

和“大多数”

其他“时刻”

相比，这一“时刻”

前后的情况会“极其”

不同。

我之所以要强调“大多数”

“时刻”

“极其”

这几个词，是因为要决定一个转折点是“危机”

，还是仅仅是转瞬即逝的流光或者是循序渐进的自然进化过程，我们要实际地考虑这一时刻应当有多么短暂，前后情况的变化应当有多么剧烈，以及和大部分其他时刻相比，这一时刻应当有多么罕见。

转折点意味着挑战。

当以往的处理方法不再适用于应对新挑战时，危机感会使我们产生压力，这种压力激励我们去寻找新的解决方法。

如果个人或国家找到了新的且更好的应对方法，我们就可以说这场危机被成功地化解了。

不过，在本书第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其实成功化解危机和未能成功化解危机之间的界限并不明显：成功可能仅仅是局部的或一时的，相同的问题可能会卷土重来。

（例如，在1973年，英国通过加入欧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来“解决”

它在国际上的角色定位危机，但在2017年，出于同样的目的，英国又以公投的方式离开欧盟。

）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实际问题：一个转折点要多短暂、多关键、多罕见，才能被称为“危机”

？在人的一生中，或在上千年的区域历史长河中，有多少时刻应当被贴上“危机”

的标签？这些问题有不止一种答案，不同的答案为不同的目的服务。

其中一种极端的解释把“危机”

一词界定为长间隔、极罕见、戏剧性的剧变：人的一生仅会发生几次，国家更是几百年才一见。

举个例子，根据这一定义，在一位古罗马的历史学家看来，在大约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之后，古罗马经历的能被称得上“危机”

的只有三次事件：首先是头两次布匿战争注释标题古罗马和古迦太基之间为争夺地中海沿岸霸权发生了三次战争，最终结果是迦太基被灭，古罗马取得了地中海西部的霸权。

——译者注（公元前264—前241年及公元前218—前201年），其次是古罗马从共和国时期进入帝国时期（约公元前23年），最后是日耳曼人入侵导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约476年）。

当然，这位历史学家并不会就此认为其他发生在公元前509—公元476年的事情都微不足道，他只是把“危机”

一词留给了最非同寻常的三件事。

另一种极端的解释可见于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同事戴维·里格比与他的助手皮埃尔–亚历山大·巴兰、让·博西玛曾共同发表的关于美国城市“技术危机”

的精细研究。

他们给出了“技术危机”

的操作性定义，即专利应用的持续低迷时段，其中“持续”

一词被量化。

根据这些定义，三位学者发现，美国的城市平均每12年会经历一场平均持续4年的技术危机，一个中等的美国城市每10年当中有3年处于这样的技术危机阶段。

戴维等三人发现，这有助于理解一个与实际利益紧密相关的问题：为什么有些美国城市能够避免上述定义中所描述的技术危机，有些城市却不能？不过，那位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认为戴维等人的研究对象不过是一些暂时存在的小事，而戴维等人则会反对古罗马历史学家对长达985年的古罗马历史谱系中的其他事件视而不见的行为。

我的观点是：“危机”

的定义可以随着不同的发生频率、不同的持续时间以及不同的影响范围而变化。

我们无论是研究罕见的大型危机，还是分析频繁的小型危机，都能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

在这本书中，我采纳了从几十年到上百年的时间范畴。

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在书中所论述的国家都经历过“重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