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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物中所见古代服装材料和其他生活事物点点滴滴（第2页）

但是海南岛一类地区，却在十八世纪，还用作织布工具！

琮的应用出现较晚，一般大型青云琮，多长约八寸，外方内圆，分段刻划纹道。

照史志所说，为妇女所主，为祭中溜之神物。

如联系纺织周代以来即称为“妇功”

，而琮的应用，近人以为和织机或有一定关系，推测或许还近理。

这类大型玉琮多传为周代礼器，如和织机关系密切，则显然这是一种西周以来出现的坐式竖机了。

因为地机卷轴是用不上的。

从琮的出现，我们还可看出人类最早的垂腿而坐，和生产劳动关系十分密切。

织布以外车磨铜器，雕琢玉器，为操作便利，大都有近似织机需要，即共同促进了古人生活习惯的改变，实和生产需要有一定关系。

这自然只是一种推想，因为唯一证据，只有汉石刻几个机织形象，包括了曾母投梭、孟母教子和天孙织锦一些故事传说的图像在内。

至于第二阶段坐具的进一步改变，和妇女专用鼓式墩子的产生，则显然是由战国熏香笼篝、汉代熏笼衍进而来，而社会上得到认可成为一般起居习惯，已是唐、宋时事了。

笼篝多编竹而成，或有两式，应用虽始于战国，盛行于汉晋之际，留下较早的形象，却只有在北朝石刻上可发现，做成腰鼓式。

唐代有个三彩女俑，坐的还是相同样子。

到宋代则一般作墩子式了。

直到明代，不问法花瓷或处州青瓷，或描金雕漆，墩子依旧必下部镂空，上面绘饰成一块绣帕四角下垂样子，还是照熏笼做成。

《尔雅》是中国二千三四百年前一部古文字学专书，内中有许多记载都十分重要。

关于古代养蚕业的进展，也有较新较现实提法。

称蚕有萧、艾、柞、桑等等不同品种，即反映一种社会发展的真实，说明养蚕知识的获得，是经过许多人用各种草木叶子在长期试验下，才明白山蚕宜在柞树上放养，家蚕必饲桑叶才会有较好收成的。

从这一认识前提出发，结合文献，我们说穿衣当成一种社会制度，养蚕当成一种社会生产，大约是在由分散的部族社会到那个部落联盟的原始社会成熟期的黄帝时代才逐渐形成，同样的话却有了较深刻意义！

至于当时人究竟如何穿衣，文献叙述多出于周代史官，必须把保留在较前或较后各种形象材料加以印证，才可望得到些比较近真落实的印象。

史称三皇五帝，历世绵邈，有关形象知识，目下我们只能从一千八百多年前一些汉代石刻得到点滴。

结绳记事、燧人取火的情形，虽近于汉人想象，武氏石刻把五帝却画得相当古朴，即同样出于想象，究竟比单纯文献有意思得多。

因为那几个人的衣服式样，和近年出土三千年前殷商时代的还有个共通点，一般特征为齐膝长短，穿裤子（若照某些传记述说，则汉代人才穿裤子），为便于行动和劳作，说这种衣装和原始社会生活要求相适合，大致不会太错的。

商代还有如下一些材料可以比证参考：

一、两个雕玉人头像，重要在他们的头上装饰。

男子戴平顶帽子，初看似乎有些令人相信不过，其实形象并不孤立存在，同时或稍后，这种帽子都有发现。

女的重要是她的发式，借此明白头上骨或玉笄的应用，商代至少已有二凤相对竖插，和一支横撇两式。

双笄对插比较讲究。

曹植诗“头上金雀钗”

反映到《女史箴图》中的情形，还是商代用笄制度的沿袭。

下垂虿尾卷发，直到战国还有地方妇女习用。

只可惜背后不知如何处理。

这些精美雕玉正产生于历史上的纣王、妲己时代。

至于纣王形象，目前还只有日本学人过去在朝鲜发掘的汉墓里一个彩绘漆筐边沿上发现那一位。

他正坐在一个有屏风的矮榻上，像旁还明署“纣王”

二字，两手作推拒状，做成《史记》所称“智足以拒谏，辩足以饰非”

的神气。

神气虽还活泼，可是个标准汉代贵族样子。

至于妲己的装束如需要复原，从那个雕玉女人头像，却可得到较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