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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第2页）

问题在于，西政恰是建立在西方的基本价值观念之上的。

要将其用之于中国而又要不改变中国的基本价值观念，这是一个极难处理的问题。

严复已看到了这一点。

他在1902年驳斥“中体西用”

这一提法时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34]严复此时之意，颇接近后来的“全盘西化”

，此不详论。

从根本上看，这是一个文化体系究竟是否可分的问题。

从魏源到梁启超那许多中国士人都倾向于认为文化体系是可分的，故有可能接受或采纳异文化的某些部分并整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

从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以来，许多中国士人一直在寻找一个中西文化之间的会接点。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正是这一观念的典型表达。

而且，文化可分论也是中国士人借以避开认同问题的实际理论依据。

中国士人可以接受许多西方东西而不觉十分于心不安，仍能保持其中国认同，就是有文化可分论作基础。

清季士人讲西学源出中国也好，讲“中体西用”

也好，多半都是在保持中国认同的基础上，为引进西方文化找依据。

但是，19世纪的西方传教士基本是主张文化体系是完整不可分的（这当然与基督教一神独尊的排他性相关联）。

他们以为，对异文化要么整体接受，要么全盘拒斥，没有什么中间立场。

即其所谓：“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

[35]因此，对中国士人来说，学习西方颇有点不归路的意味。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看，近代中国人学西方真可说是“邯郸学步，反失其故”

。

而之所以失了自己的“故”

，原因固然甚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人所坚持的文化整体论。

要学习异文化，必同时摒弃己文化。

两者不能妥协，也就谈不上什么会接了。

冯友兰说：“清末人本以为西洋人是野蛮底，其所以能蛮横者，纯靠其有蛮力。

对于有蛮力者之蛮横，亦只可以蛮力应付之……所以清末人之知注重力……部分是由于清末人看不起西洋人之所致。”

[36]但是，中国人既然开始注重力而搁置自以为所长的理，实际上已开始接受西方的思想方式。

其早年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是觉得与“夷人”

不可以理喻，不得不讲求力，还是降而求其次的意思。

到同治年间办洋务求自强，主张“破华夷之界”

，虽仍未离师夷长技的思路，实已无降格之意，而渐有拔高中国自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