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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 放斜放出了大文章 1（第3页）

。

朱镕基的诸城考察很快在中国政界和经济界不胫而走，从而大大推进了各地的“放小”

运动。

然而在北京，反对的声音仍然非常汹涌。

大量中小国有企业被出售给私人，当然就有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而且各地又没有统一的政策，可以说是各自为战，乱马飞奔。

对国情十分了解的吴敬琏对此颇有预感。

回到北京，他发现，《经济日报》开始在头版连载宣传“诸城模式”

的专题报道，对诸城“放小”

的评价非常高。

他当即给相熟的高级编辑打电话，希望报道口径谨慎一点，否则可能帮倒忙。

可是，报道已经发表了好几篇，只是到最后一篇时，才加上了一段，说诸城的做法并不是“十全十美”

，不要搞一个模式，各地可以创造云云。

诸城考察和《经济日报》的这组报道，激起了反对者的抗议。

一些人士以“万言书”

的方式上告中央，认定这是一次瓜分国有资产、搞私有化的大行动。

朱镕基因此受到空前的压力。

1996年12月，朱镕基在北京观看话剧《商鞅》，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秦国的改革，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

据报纸描写，朱为剧情所动，黯然泪下。

1997年元旦一过，中共中央宣布将在今年秋冬之际召开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即组织班子进行课题研究，确定的重点题目就是“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

，吴敬琏领衔出任课题组组长，成员包括张军扩、刘世锦等十人。

吴敬琏确定了课题的两个方向，一是冲破“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所必须追求的目标”

这类从苏联搬来的意识形态教条，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二是大胆利用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模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

就当吴敬琏等人埋头于课题报告的同时，政经界的理论交锋已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他回忆说——

早在1996年年末，就有人以中国社科院的一个正部级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机关杂志《当代思潮》的名义刊发了一篇文章，就是提出了“国有经济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社会主义必须追求的目标”

这样的论点，说是“当前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

，如果这种做法得逞，就“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

作者认为这些年的改革非但没有增强国有制，而且它的比重不断下降，所以这是一种渐进式的私有化，搞这种改革的人是搞资本主义改革，搞这种改革的党是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党。

这篇文章出笼后，即大量散发，在1997年3月的全国“两会”

上，原本规定不准散发材料的，他们也在那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