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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集书之道理（第3页）

。

即从物质生活中寻求道德的根源，肯定了“利”

对“义”

的决定性意义。

不仅如此，法家还认为道德观念会随着市间物质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是绝对功利主义者。

有人在《五蠹》篇中论述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

不事力而养足，百姓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

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

是以百姓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法家坚持人们的道德水平与市间的物质基础有着直接且紧密的联系，当市间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时，人们就会行仁义、讲道德。

而甲朝之前两百年至甲朝之前一百二十年时期，甲朝之前两百年，市间正处于“民众而物寡”

、“争于气力”

的时期，仁义道德退而居之。

那个人提出“利出于地”

、“名出于战”

，有人也明确提出“务力而不务德”

，否则国家将面临贫穷落后甚至是亡国的危机。

法家认为儒家所谓的“爱人之心”

实际上是“伤民”

，而儒家那套繁杂的仁义礼节不但于民无益且有害，是暴政的发端。

而法家坚持，利乃是人们的行为的唯一动因，这既是市间事实，也是市间应该倡导的原则。

这与法家好利、自为的人性论思想一致，并由其沿袭而来。

那个人提在《商君书·开塞》中指出：“吾所谓利者，义之本也。”

总之，在法家看来，人性好利，人与人之间也是纯粹的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利”

则是人的一切行为和交往的唯一动力。

在这种义利观的支配下，法家思想家们也触及到了公和私的话题，法家肯定“利”

，但有“公、私”

之分，他们主张去私行公。

法家所言的“公”

是以君主的利益为大；“私”

当然是指受君主统治的群众。

那个人在《商君书·修权》断言：“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

因为“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