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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第2页）

然后，维辛斯基以他擅长的诡辩术，信口雌黄地尽情地发挥着，分析起斯米尔诺夫犯罪的经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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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o;我知道，斯米尔诺夫要自我辩护，他会说，他已经脱离了中心。

斯米尔诺夫会说：&lso;我什么也没有干，因为我当时在监狱里。

&rso;这真是一个天真的证明！

斯米尔诺夫从1933年1月1日起就蹲在监狱里，可是我们知道，斯米尔诺夫尽管蹲在监狱，仍然与托洛茨基分子建立了联系，因为发现了斯米尔诺夫呆在监狱时同外面的朋友联络的密码。

这一点证实联系是存在的，就是斯米尔诺夫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rdo;（22）维辛斯基尽管这么说，却自始至终没有向法庭出示这方面的任何证据，也没有表现出用出示所发现的密码来说明案件的意愿，尽管物证在定案中的首要作用是尽人皆知的。

而人民在当时甚至不敢提出要检察长出示罪证的要求。

其实，像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主要被告的起诉书一样，维辛斯基的皮夹里除了洋洋洒洒耸人听闻的声明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称为证据的东西。

后来，直到20多年后对季诺维也夫案件的主要被告平反时，也没有发现斯米尔诺夫的任何密码。

显然，密码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是总检察长伙同内务部制造的假证。

因此，我们不能把维辛斯基的问题仅仅归结于使用错误的法律学理论，充当恐怖政策的辩护士。

他已堕落到使用诬陷手段，充当刽子手们帮凶的地步。

维辛斯基随意把恐怖主义的理论强加到被告头上。

当然，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样拿不出任何说明被告曾经公开或隐蔽地散布恐怖主义的证据，而只能使用被告被迫作出的供词：&ldo;那么，这些先生们怎样使他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与恐怖活动相适应呢？根本不能！

然而，这些人曾经把自己称作马克思主义者！

或许季诺维也夫仍然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在这里说，马克思主义与恐怖主义是不可能相容的&ldo;在这次审判中赖因霍尔德说，1932年，季诺维也夫曾为恐怖手段的使用进行辩解，他说，&lso;尽管恐怖手段与马克思主义是不相容的，但在现在这种看法应该取消。

&rso;&rdo;（23）当话题涉及到理论问题时，善于诡辩的维辛斯基越发不可止步，他情不自禁地卖弄起他混入布尔什维克以后才学到的知识和理论：&ldo;与民意党人的恐怖时期作对比确实是无耻的。

在民意党人的时期，那些真诚地反对沙皇制度，为自由而斗争的人，确实使用了自己特有的然而永远无可指责的方式。

我想起他们时心里充满了尊敬之情。

因此，对于上述侮辱性的相提并论，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rdo;或许是出于这种假惺惺的义愤吧，维辛斯基在讲话的终了喊道：&ldo;我要求将这些疯狗枪毙，一个不剩地枪毙！

&rdo;（24）按照法庭的程序，公诉人发表起诉总结发言后是被告们的&ldo;最后陈述&rdo;。

8月22日上午，被告们把自己的&ldo;最后陈述&rdo;的稿子交给了莫尔恰诺夫，后者把它们送交叶若夫审阅。

最后陈述也要由审判当局批准的作法，再一次证明了公开审判的虚伪性。

叶若夫把稿子中有关被告同列宁的密切关系和他们的革命功绩的文字统统勾掉了。

因为被告对列宁的崇敬心情的流露和对自己革命经历的回忆，自然会唤起人们对他们的罪行的怀疑，对他们的指控也会显得站不住脚。

另外，法庭根本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会从赤胆忠心的革命家变成死心踏地的反革命。

因此，从公开发表的审判材料中，根本看不出几位主要被告曾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学生这一历史事实，也根本看不出他们曾经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建活动，曾是十月革命的领导成员，曾在国内战争的战火和苏维埃国家的建设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甚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