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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基础设施的悖论（第2页）

随着用户群体的增长，公司建设完备基础设施的能力，以及同当地政府合作完成这一任务的能力得到了提升，Celtel的网络迅速获得了完全的基础设施支持。

到今天，非洲的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支持着大约10亿用户的日常通信。

伊布拉欣的公司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如此，它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还吸引了更多的投资，带来了一大批企业家对非洲通信事业的关注。

在20年前的非洲，通信是完全不存在的产业，也没有一砖一瓦的基础设施。

如今，它吸引着几十亿美元的投资，并为非洲带来了2000多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在经济不景气的国家里，很多人把基本基础设施不足视为不可逾越的障碍。

一些企业认为，基础设施一天不到位，它们就一天无法在这些新兴市场里真正扎下根来，而在另一些人看来，基础设施不是天下掉下来的，它需要被一点点拉入市场。

拉力通常来自当地最需要的那些“刚刚好”

的解决方案。

只要采访一下非洲当地的手机用户，你就会明白，在过去的20年里，非洲的手机服务得到了怎样的提升。

当然，今天的服务依然谈不上完美。

但是，它比20年前，或者说，10年甚至5年前要好得多。

有趣的是，我们发现，150年前的美国也发生过类似的现象。

随着经济的发展，成功的基础设施项目和企业一起成长壮大。

良好的基础设施离不开市场，它需要市场吸收建设成本，它还需要市场来维系和管理。

强推的基础设施通常很难交付

如何走向繁荣？有一种说法认为，必须首先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在贫困国家里，政府必须为社会建好各类基础设施，有意义的经济发展才会出现。

这种说法算不上年代久远。

20世纪50年代，这种把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视为经济发展基本前提的思想才开始深入人心。

“基础设施”

这个词语一开始并没有得到普遍的使用，直到几篇影响深远的论文把它作为经济发展的先导大肆鼓吹后，这个词才开始广为流传。

自此之后，“基础设施”

成了“进步”

的代名词。

然而，它通常也和政治风云的变幻紧密相关。

[1]耶鲁大学教授威廉·兰金（WilliamRankin）在《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国家治理》（Infrastructureandtheinternationalgovernanceofeconomicdevelopment）一文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关于经济发展援助的争论焦点开始从基础设施的经济学定义更多地转向围绕作为总体先决条件的基础设施上来”

。

“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通常是围绕基础设施来描述的；如果要找出一个理论来代表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思想，那就是‘大推动’（BigPush）理论”

。

这一理论认为，在欠发达国家中存在着一种低生产率、低储蓄率、低投资的恶性循环，而大批量的、粗笨的基础设施资本是克服这一恶性循环的必要条件……直到“二战”

之后，在关于经济发展的国际辩论中，基础设施才开始成为增长和现代性必需的“技术—政治体系”

的标签……然而，在对这一词语早期的使用中，根本看不到作为其他类型经济活动的基础而存在的大型工程体系，尤其是交通或者通信工程的影子。

在更大的社会经济关注范围之内，基础设施被看作一个与工程相关的概念，这一情况直到20世纪50年代关于经济发展的国际金融辩论中才出现的。

这一点对经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对贫困国家尤其如此。

如果基础设施被视为发展的先决条件，那么，从技术上来说，如果不首先发展基础设施，就不可能发展。

又因为，流行的模型是“政府必须提供基础设施”

，那么，贫困国家就会发现自己仿佛身处一台经济发展的跑步机上，它们尽力狂奔，但是哪里都到不了。

如果你去过南非的开普敦，一定会对那条横贯市中心的高架公路印象深刻，这条路只修到一半就停下来了，连防止汽车掉下去的护栏都没有，活像航空母舰上的弹射甲板。

这条断头路一直保持着烂尾状态，到现在已经4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