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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第1页）

但在这里，却也透出一个信息，即列强发动战争，不但是要获得利益和特权，还要求中国当局改变政治制度，与国际社会接轨，按照西方社会制定的&ot;国际惯例&ot;来处理事务。

这一点，也差不多是列强的共识。

正如费正清先生所指出：&ot;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

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

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ot;（《中国：传统与变迁》）。

事实上，变&ot;总理各国事务衙门&ot;为&ot;外务部&ot;，其实也就是要求变朝廷和衙门为政府；两国文书互称&ot;照会&ot;，则是要求清廷放弃自认为是&ot;天下共主&ot;、视&ot;蛮夷&ot;为&ot;藩国&ot;的观念，将自己看作国际社会之一员。

这对于维系了二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和延续了五千年之久的天朝观念，都无疑是根本性的颠覆，所以说他们&ot;来者不善&ot;。

显然，列强的&ot;征服&ot;中国，与其说是要&ot;灭亡&ot;中国，不如说是要&ot;改造&ot;中国（事实上他们也只索要了一些租界和特权，并没有&ot;占领&ot;中国）。

即便&ot;亡我之心不死&ot;，也与其说是要&ot;亡我国家&ot;（如元灭宋、清灭明），毋宁说是要&ot;亡我制度&ot;（这可以从他们对光绪皇帝和戊戌变法的暖昧支持态度中看出）。

→文¤人&iddot;&iddot;书&iddot;¤&iddot;屋←也就是说，在他们直接的经济动机背后，是长远的经济目标；而在经济目标的背后，又是更为长远的政治目的和文化目的。

这当然不是简单地换个王朝就能了结的。

或许正因为此，清王朝才又苟延残喘了五六十年。

然而由此引起的震荡却是颠覆性的。

每一个有头脑的中国人都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两千年帝国史的&ot;天朝大国&ot;，竟然打不过一个远隔重洋万里而来的&ot;蕞尔岛夷&ot;（英国）？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我们还可以自欺欺人地说这不过&ot;偶尔失误&ot;，或自我安慰说因为对方&ot;船坚炮利&ot;；那么，甲午战争之后，我们就完全无法自我辩解自圆其说了。

因为这一次我们船也坚炮也利，而对方则是更加不足挂齿的&ot;蕞尔岛夷&ot;（日本），是向来在我堂堂中华面前俯首称臣、顶礼膜拜有加的。

更让中国人愤愤不平忍无可忍的是，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时&ot;倭寇&ot;的索赔数额，竟是当年&ot;英夷&ot;签订《南京条约》时索要的十三倍！

结论也只能是一个，即人家技术先进，制度更先进。

而且，技术先进，是因为制度先进。

否则，&ot;蕞尔岛夷&ot;日本怎么会后来居上，不但战胜了我&ot;天朝大国&ot;，还战胜了同为&ot;泱泱大国&ot;的俄罗斯？就因为他们进行了明治维新，实行了宪政！

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言，清王朝的民族和民生都不是问题，至少不是大问题。

真正成问题的，是民权。

我们知道，不讲民权，是帝国制度之根本，也是帝国制度之通则。

历代王朝之败，也均不在民权，而在民族（如元）或民生（如秦、汉、隋、唐），要不然就在军事（如宋）或政治（如晋）。

清的情况却不同。

借用柳宗元的话说，清之亡有如周之亡，其失在于制（制度），不在于政（政治、政策、行政）。

也就是说，清之败，不是王朝之败（一个王朝战胜另一个王朝），而是制度之败（一种制度战胜另一种制度），也是cháo流之败。

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ot;世界cháo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

&ot;（《孙中山选集》第706页）于是，不讲民权的政权便败给了讲民权的国家，尽管它在镇压国内反抗力量（如太平天国）时还是有招架之功的。

这个打击对于大清王朝来说实在是太大了。

它不但没有还手之力，而且没有自救之路。

因为大清王朝是与帝国制度同生死共命运的，根本就俱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