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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第2页）

这时，做文秘的文士已成为儒，做刺客的武士已成为侠。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们都为集权制度所不容，于是有汉武帝的剿灭武侠，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可惜，侠也好儒也罢，都剿不胜剿。

他们就像那&ot;离离原上糙&ot;，当真&ot;一岁一枯荣&ot;。

只要一有风吹糙动，便会跳出来破坏捣乱，包括侠的无法无天和儒的胡说八道。

何况武侠可以剿灭，儒生却不能杀光。

因为武侠的任务可以由军队来承担，儒生的工作却无法由吏员来完成，除非那吏员原本是儒生（文官）。

我们知道，帝国作为权力社会，它在本质上是&ot;文治&ot;的（即依靠权力这种非典型暴力来维持统治）。

既然本质上是&ot;文治&ot;，文官和儒生就是治国的主要依靠对象了。

所以儒生不但不能&ot;剿&ot;，还得&ot;用&ot;。

问题在于，从邦国时代过来的儒生还保留着自由散漫和仗义执言的个性。

因此，如何让这些搞惯了&ot;自由化&ot;的儒生为其所用，是帝国必须考虑的问题。

另一方面，儒生也在寻找出路，而最好的出路莫过于为帝国效劳。

这一点他们倒大多想得通。

第一，儒生作为&ot;毛&ot;，总归要依附在一张&ot;皮&ot;上。

附在诸侯身上是依附，附在皇帝身上也是依附，没什么两样，而且附在皇帝身上更体面，再说除了皇帝也没别人可依附。

第二，儒生饱读诗书，原本就是要为政治服务，即所谓&ot;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ot;。

如果不为帝国效劳，岂不是浪费？第三，儒生的抱负，如前所说，从来就是&ot;修齐治平&ot;。

现在，身已修好，家无可齐，如不&ot;平治天下&ot;，如何施展抱负？而如不投靠帝国，又如何经世济民？再说，如果这样一些知书达理、通晓先王之道的人不去治理国家，却让昏官武夫胡作非为，则奈天下苍生何？于心不忍啊！

有了诸如此类的&ot;正当理由&ot;，儒生便认为应该尽可能主动地投怀送抱。

因此，汉高祖天下初定，叔孙通就赶去效力；汉武帝金殿问策，董仲舒就对答如流。

一方正要招安收编，另一方也正要卖身投靠，双方各有所需，自然一拍即合。

不能说在此之前就没有人起过这种念头，帝国也应该早就看出了士们既独立又依附的双重性，这是他们能够达成交易的根本原因。

然而董仲舒与汉武帝一拍即合，却因于一个更重要的共识，那就是：统一的帝国应该有统一的思想。

据《汉书&iddot;董仲舒传》，董仲舒对汉武帝说：孔子作《春秋》，讲的就是天下一统。

这是宇宙间的永恒规律（天地之常经），人世间的根本道理（古今之通谊）。

可是现在，学说不统一（师异道），议论不统一（人异论），各人有各人的主义（百家殊方），各派有各派的路线（指意不同），皇上不能一统天下（上无以持一统），国家无法制定政策（法制数变），人民无所适从（下不知所守），怎么能做到孔子提出的&ot;大一统&ot;？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没有统一的思想，哪有统一的帝国？

这是秦始皇也曾考虑过的问题，只不过他选错了对象（推崇法家），找错了帮手（以吏为师），用错了手段（焚书坑儒）。

法家思想是一种政治谋略学，用来武装帝王可以，用来教育人民就太不合适。

法家思想培养的吏员，也只能处理一些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教化民众则力不从心。

像商鞅那样使用暴力就更是大错特错，思想问题岂是暴力可以解决的？汉初提倡的黄老之学也不行。

那种思想倒是温柔，却只能造就清静无为和一盘散沙，不能造就大一统，更不能帮助好大喜功的君王成就霸业和帝业。

但是现在好了，董仲舒帮帝国解决了这个难题。

董仲舒告诉汉武帝：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这就是儒家思想。

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