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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日本军!
可得救助!”
拉贝从决定救助中国难民之后,就竭尽所能地收容中国人,他把自己的房子和办公室变为西门子公司雇员及其家属的避难所,还把许多中国妇女藏在后院矮小简陋的茅屋中。
为防止她们遭受日本流氓的伤害,拉贝专门建立了一套警报系统。
只要有日本兵翻过院墙,妇女们就会吹响口笛招呼拉贝冲到院内将他们赶走,这种情况太频繁了,以至于拉贝晚上几乎不敢离开家,唯恐日本兵会趁他不在的时候闯进来,对那些可怜的妇女恣意施暴。
他不断地向日本军官控诉这些暴行,但都仿佛是泥牛入海,那些人根本置之不理。
有一天拉贝抓住一个正在后院茅舍里强奸妇女的日本兵后,把他交给他的上司处理,可那日本军官也只不过煽了这个流氓一记耳光而已,再没有别的惩罚。
情况很糟糕,拉贝失望极了——因为他和其他20几个人只能有限地保护成干上万左右的市民免遭5万多日军的伤害——不过他井没有表示出来。
他知道,最关健的是不能让日本人觉察到他们有丝毫的软弱,井且要以“一种不可一世,专制的姿态和力量”
击溃对方。
值得庆幸的是,拉贝的纳粹党员身份使许多日本兵在准备更为残酷的伤害中国难民时有所顾虑——起码是在他面前,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乔治·菲奇写道:“一旦他们中的任何人提出抗议,〔拉贝〕就把他的纳悴袖章伸过去,还拿着自己的纳粹勋章,并且是国家最高勋章,问他们认不认得这是什么。
这样做总是很管用!”
日本兵似乎非常尊敬——有些时候甚至害伯——南京的纳粹。
当日本兵毫不犹豫地毒打美国人,用刺刀袭击他们,甚至将一名美国传教士顺看一段楼梯推下去之时,他们对待拉贝及其同胞们却表现出相当的克制。
有一次,4名日本兵正在干着强奸、抢劫的勾当,当斯珀林的纳粹袖章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尖叫着“德国人!
德国人!”
逃跑了。
还有一次,正是纳粹袖章救了拉贝的命。
一天晚上,一群日本兵闯入他的住所,拉贝打着手电筒迎了上去,其中一名士兵掏出手枪,准备射击,可当他意识到“朝一个德国人开枪会惹出乱子时”
,便住手了。
如果说日本人对拉贝怀着某种敬畏的心情,那么中国难民们则是深深地敬爱着他。
对他们来说,拉贝是将他们的女儿从纵欲狂的魔掌中、将他们的儿子从机关枪枪口下解救出来的恩人。
拉贝在安全区营地出现时,会引发人们一阵阵的欢呼声。
有一次他到安全区去,上千名中国妇女哭喊着扑倒在他面前,请求拉贝保护她们,她们声称,宁愿就地自杀也不愿离开安全区遭受日本兵的奸污和折磨。
拉贝不断地给处于恐怖状态的难民们打气,使他们保存活下去的愿望。
每当住在院子里的女难民生产,他就会为新生儿举办小型生日庆祝会。
每个新生儿都收到一份礼物:男孩10美元,女孩9。
5美元。
(正如拉贝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所言——“在中国女孩没有男孩值钱。”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当男该子出生时,便取名叫拉贝;如果是女孩子呢,就用他妻子的名字,叫多拉。
拉贝的胆识和慷慨最终赢得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甚至包括那些从根本上反对纳悴主义的人。
乔治·非奇写信给她的朋友们说,他简直也“想戴纳粹徽章了”
,以与拉贝和在南京的其他德国人保持友谊。
甚至连罗伯特·威尔逊大夫,这位对纳粹主义深恶痛绝的人,也在给家人的信中赞扬拉贝说:“他在纳粹圈子里很突出,通过在过去几周里与他的密切接触,我发现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人物,有着一顺充满仁爱的心,很难将他的人格与他对‘德国元首’的尊崇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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