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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7章 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之争 2（第2页）

，是一种反映这种早期增长模式的理论。

因为在西方国家的早期经济增长中，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用机器代替人工，因此，要发展经济，就必须优先生产机器、工作母机以及煤钢等重工业产品。

霍夫曼把早期增长时期经验数据基础上概括出来的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外推到增长模式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工业化后期，就出现了理论上的错误。

欧美等先行工业化国家增长模式的根本变化，发生在19世纪后期。

它们的发展方式在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由依靠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投入转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第一个对基于早期增长模式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

他指出，如果投资决定增长，投资率越高，增长率也越高，那么由于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西方国家的投资率应当不断上升，而增长率应该不断下降，但是这一切在20世纪前40年都没有发生。

他由此论证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并非投资，而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

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对几十个国家经验数据的研究，也证实了索洛提出的原理。

在大量分析的基础上，吴敬琏得出了结论：各国经济发展中并不存在一个“不可逾越”

的“重化工业阶段”

。

中国在“十一五”

（2006~2010年）的当务之急，是要努力实现早在1995年制定的“九五”

计划（1996~2000年）中就要求进行，但尚未实现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

。

在对资本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进行了批评之后，吴敬琏继而对另外一种粗放增长模式进行了反思，这就是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的出口导向战略，他称之为“粗放增长模式的延续”

。

在吴敬琏看来，中国前20多年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两种战略的成功，从1978年到1993年是进口替代战略的成功，其后则是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

正是因为后者的政策实施，缓解了由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高经济增长得以维持，而这正是中国经济保持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秘密所在。

可是，出口导向战略的长期实施已经产生了两个十分严重的消极后果。

一方面，它诱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专业化”

，使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在出口导向政策的保护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的长期保持，使中国虽然从出口额看似乎成了“世界工厂”

，但是其中大部分却处在价值链的低端，中国工厂缺乏自己的自主创新和专有技术，只能“以量取胜”

。

这使得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的污染，背负着“倾销”

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出现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贵，卖什么什么就贱”

的畸形现象。

另一方面，这种出口导向政策是建立在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前提下的。

中央银行为维持本币低估，不得不通过入市干预，大量购买外币。

2003年，中央银行平均每天收购2亿~3亿美元，2004年猛增到5亿~6亿美元。

长此以往，这将使国家货币政策的运作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等问题，从而很可能造成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的形成及最终破灭。

从亚洲各国的经验看，从“东亚四小龙”

到马来西亚、印尼，凡是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体无一例外地在成功发展了一段时期之后，爆发金融危机，一些应对不当的国家更因此陷入长期萧条。

因此，在吴敬琏看来，以数量取胜和汇率低估为基本特征的出口导向政策的延续，已使中国的外部经济失衡加剧，如果不加以转变，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并存的复杂局面——到200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又一次被他“不幸而言中”

。

作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咨询研究人员的吴敬琏深知，自己的责任不仅在于弄清增长模式转型的理论，还要提出中国应当怎么样实现增长模式转型、如何提高效率的具体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