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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 法治的市场经济 1（第2页）

，因为在他看来，“政治”

一词与“城邦”

（polis）同源，每个人都是城邦的产物，势必关心并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正是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他“政治动物”

的本质。

曾经与顾准深入钻研过希腊城邦制度的吴敬琏当然对这一论述非常熟悉。

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吴敬琏——尽管他一度在“政治心脏”

中南海工作——试图把政治与经济分开来思考。

在90年代末期之前，吴敬琏的经济学见解是学术而温和的。

正是由于对人性善恶交织共生的复杂性有深刻的体认，吴敬琏从没有在自己的理论和方案中，对秩序和变动、理想和现实等形成对照的选项作出简单的选择，有时，他的态度甚至比较暧昧。

而这种犹豫也正是转型期经济学家们的特征与魅力所在。

他信奉有限度的、逐步实现的平等原则和市场化取向，为此，他愿意在两难之间寻找一条更为稳妥的道路。

所以，在无数份政策建议中，他一般不会拘泥于门户之见，而愿意采取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博采各家之长。

例如在80年代初期的政策争论中，他一方面坚决支持改革派提出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改革目标，另一方面认为在改革问题上比较保守的人们抑制需求、降低速度、改善产业结构的主张是有道理的。

而这也正是一些自诩为坚定的改革派的人们不满他的地方。

在他们看来，吴敬琏是一个“改革派中的保守派，新人中的旧人”

。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框架既定，然后权力却顽强地不肯退出微观经济领域，一些国有企业也不愿放弃垄断地位，这样，旧体制的种种固疾也被固化甚至放大。

吴敬琏日益意识到，既得利益和机会主义的固化，特权和垄断，官僚依赖型的管制，对社会成本和环境的透支，使得中国的经济繁荣往往脱离不了畸形的影子。

人们渴望繁荣，但不是非理性、寡头化、权贵依赖型的繁荣。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真正建成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如何重建公正与法治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这里涉及到两大命题，一是政府的职能与角色，二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

而要予以解答和建设，必须从法律和经济两个层面同时推进。

2000年6月17日，吴敬琏在西安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

的一个研讨会，做了题为《新形势下政府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的主题报告。

这是一份深思熟虑后提出的改革策略书。

②

他在开场白中就说：“改革搞了20多年，我们对经济改革的目标和途径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楚了。

但是，对于政府改革的基本思路，研究得并不是那么透彻……迄今为止，政府体制改革还停留在一些比较表面的、极其有限的目标之上。

这就好像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对待经济改革那样，仅仅是感觉到了存在的问题。”

吴敬琏进而分析政府体制问题的根源，他认为，“我们的政府体制需要改革，根本的问题在于，目前仍然在起作用的列宁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模式遇到了我们在经济改革中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挑战”

。

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