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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章（第2页）

你的话只有他能完全懂得而加以消化，并予以通俗化。”

[40]的确，严、章二氏行文都是刻意古雅的，胡适因不怕别人笑他文字浅，影响反而广远。

胡适的广泛影响之一，就是使中国人以“文化”

的概念取代了“学”

的概念。

近代中国人虽然已有文化竞争的观念，但却以前面说到的“学战”

术语出之。

到“中体西用”

的局面被打破，如余英时师指出的，“中学”

和“西学”

这样的旧名词就为“中国文化”

和“西方文化”

之类的新概念所取代。

所以孙中山在1920年初的《致海外同志书》中，就把文学革命、新思潮、思想革命等统称为新文化运动。

如前所述，“西学”

的观念含义已极广，各人心目中的“西学”

并不见得就一致。

而“中学”

本是先有了“西学”

而后产生出来的对应概念，正如后来人所说的“国学”

和“汉学”

，同样是含义广泛而各人所见可相去甚远的一个词（今日有治“国学”

且刊出专著者，其所谓的“国学”

恐怕以前的“国学家”

便有些不敢认同）。

但此时的中西“文化”

所包容者，又比以前的西学中学更宽广，已略近于后来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

术语的转换正提示着思想界典范的转移。

冯友兰回忆说，梁漱溟在1920年做了一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

。

梁本是少不读诗书的，所以趋时较快；其学说很可能也主要以能趋时而行于世。

因为梁氏学问，以自身的真体味见长，本不是容易造成轰动者；可知其学说的风行，多半是因为能得风气之先；其所借重的，正是思想界典范转移的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