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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章（第3页）

他还指出，他主编北大的《国学季刊》，用横排及新式标点，这又“是个小小的革命了”

。

[38]处处在革命，可知其主动要想“革命”

的意识的确很强。

胡适的怀疑、翻案、“截断众流”

及以平等眼光对待经学和子学等之所以为“革命”

，就在于他和以前学者的一个根本区别：他不但在做，而且是有意识地主动为之。

所以余英时师指出，胡适的基本贡献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

。

他能在国故研究上建立新典范、开辟新风气，正因为“他的旧学和新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

。

若只及一面，则不但旧学方面超过胡适的人不少，就是西学，当时一些留学生也实在他之上。

但这些人所知虽深，却很少能以浅显出之，其实际的影响，只在很窄的范围内。

胡适对西学的态度可以说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

他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就主要是在方法论的层面。

余先生说，正因为胡适没有深入西学，“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

。

这是见道之解。

胡适在写《四十自述》时，即已认为他比许多人高明处正在跳出了西学“新名词”

的框框。

今日海内外学者对西学也有只取一瓢饮且所知颇深者，但仍跳不出西方“新名词”

的框框，离了这些新名词便无以言学问。

更多的人是迷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之中而不能自拔。

实际上，对西学要能入能出、有取有舍，必须中学有相当的根基。

若无此根基，则“取一瓢饮”

也好，一头栽进去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也好，多半都只会达到一个“邯郸学步，反失其故”

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