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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第2页）

胡适不久就发现“公学的英文和数学都很浅，我在甲班里很不费气力”

。

一句话，中国公学的教学水准还不如澄衷学堂。

而且，一向以国文见长的胡适居然成了校中英文的佼佼者。

[50]这当然又有助于增强胡适的自信心，但公学的水平可以想见。

胡适没有一下子就进入完全新式的学校，而是一步步转入更新一等的学堂，对他大概是一大好事。

因为每一步都为下一步打下了基础，便不觉突然。

若一下子就接触“全新”

的教育方式，小胡适可能根本接受不了，极有可能打击他的自信心。

另一方面，胡适的经历提示我们对当时的教育恐怕要重新认识。

首先是上海梅溪学堂的国文不如绩溪上庄的私塾。

胡适晚年自称：“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著作，及比较近代的宋明诸儒的论述，我在幼年时，差不多都已读过。”

这里的“幼年”

是从英文译过来的，不知究竟指的哪一段。

但从他读书的内容看，应是包括出国以前的全部学习时间（若以胡适后来自开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为标准，这里的幼年实包括初到北大的那几年）。

胡适除了在中国公学时外，一向是以国文占优势的。

但他的“国学”

，在那时其实并不很高明。

他对“经义”

，起初就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

对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

，他的工夫也相当差。

胡适后来说：“我在家乡时，《十三经》还没有读完，《周礼》也未读，就到上海去了。

所以对小学的工夫不深。”

他小时候读《诗经》，只背朱熹的注，而老一辈的人则要背汉代的注，有时甚至不许背朱注（这里有所谓汉宋之争）。

故胡适一生小学都是个弱项。

他曾自谓：“我对金文甲骨文全不懂。

你看我的文章里有没有引过甲骨文字？”

[51]但这样的胡适在上海却一向以国文吃香，可知那时十里洋场的国文已大衰；而在所谓国学系统内部，汉学也已不太时兴了。

更重要的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的知识水准实际上远不如上海私立中学校的学生。

后来有人据中国公学的自称（因设有高等科）而将其许为中国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实在有些顾名不顾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