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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第2页）

的巡捕，多半也是胡适以及其他许多来上海的外地人心目中上海形象——特别是“商埠”

那个部分——的一个颇具象征性的成分。

不过胡适的“超我”

使他将此观感久藏未露，只是到了酒后出真言之时，才“偶尔露峥嵘”

罢了。

然而天不绝胡适。

在胡母教导下决不肯落人后的小胡适，一直在做准备。

他父亲的朋友办的虽然是新学堂，重的却是国文，而不像许多上海或其他地方的“教会学堂的偏重英文”

。

重国文是小胡适得以绝处逢生的转折机缘。

胡适后来每庆幸自己没有入教会学校，部分或者也就为此吧。

梅溪学堂低级班的《蒙学读本》，对于“读了许多古书的”

胡适，“自然毫不费力”

。

胡适一面下工夫“专读英文算学”

，一面当然还要学那不会的上海话。

终于有一天，“我的机会来了”

。

这是一个星期四，教国文的老师“料不到这班小孩子里面有人起来驳正他的错误”

，随口将书里《易系辞传》的引文说成是《左传》的。

“见人则面红耳赤”

的小胡适虽然只是“勉强能说几句上海话”

，也走到先生那里低声“驳正他的错误”

。

“先生脸红”

之后，就出题目让这小外乡佬开笔作文。

胡适“勉强写了一百多字”

，老师看后，对学生说，“侬跟我来”

，径直将胡适带到第二班的教室。

“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学生了。”

坐进新教室，还禁不住在那里“欢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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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机会来了”

是传神之语。

那里面蕴涵的等待和准备，已是呼之欲出。

观胡适对此事叙述之遣词用句，前面处处流露出一种压抑已久的心态，后面虽然以婉词出之，可以想见其写作时仍不免“面有得色”

的意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