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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2页）

[18]

这是怎样的一个“存在”

呢？我想，有没有他的哲学史、文学史和小说研究等“诗文集”

固然大见轻重，即使没有这些，胡适仍然是那个“胡适”

。

胡适一生不忘做一个觇国之士，终其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

他认为“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

，故反对“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

。

[19]胡适不仅在北洋时期鼓吹“好人政治”

，也曾试图以其具有特定含义的“中国文艺复兴”

包容新当权的国民党，长期徘徊于诤友和诤臣之间（详后）。

尽管其事功远不及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心态上却相当接近他们。

[20]他那“为国人导师”

[21]的自定位及其始终从世界看中国的眼光，使他常能从大处着眼。

其一言一行，往往反映时代的声音，说出时人想说而未曾出口的话，故能对社会产生“一时刺动的效力”

，实际也就创造了历史。

不过，所有开拓者恐怕都不无遗憾。

胡适晚年的自我认识，似乎不甚乐观。

他在1961年说：有一位叫曼铿（hlnken）的美国记者，“真是一位了不得的人”

，因为他能“对美国的种种都来批判”

；而“他在美国的影响，正如中国的胡适之”

。

[22]则胡适自认他是自觉地对中国的种种都要批判，而他的主要所为也在这方面。

就像他在1936年对汤尔和所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

是他在国中事业的“最大功绩”

。

这里当然有“故意说”

的意思，或不无自谦（清季民初人特别愿意强调其破坏批判的一面，也是那时的一个倾向或一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