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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第2页）

五、从头脑方面看中国人缺少精神性

说我们不重视精神本身的价值，这是一个婉转的说法。

换一个直截了当的说法，我要说中国人、中国文化缺少精神性，或者说精神性相当弱。

所谓精神性，包括理性和超越性两个层次。

理性属于头脑，超越性属于灵魂。

所以，精神性之强弱，可以从头脑和灵魂两个层次来看。

精神性的一个层次是理性。

通俗地说，有理性即有自己的头脑。

所谓有自己的头脑，就是在知识的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是否真理，一种认识是否真知，一定要追问其根据。

从总体上看，西方人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非常认真，而我们则比较马虎。

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一定知道，西方哲学家们极关注知识的可靠性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讨论成了西方哲学的主题。

如果要对人类知识的根据追根究底，就会发现其可靠性面临着两大难题：第一，如果说与对象符合的认识才是真知，可是对象本身又永远不能在我们意识中出现，一旦出现就成了我们的认识，那么，我们如何可能将二者比较而判断其是否符合?第二，我们承认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同时我们又相信在人类的知识中有一种必然的普遍的知识，它们不可能来自有限的经验，那么，它们从何而来?康德以来的许多西方哲学家之所以孜孜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就是想把人类的知识建立在一个完全可靠的基础上，否则就放心不下。

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对这类问题不甚关心，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总体上怀疑知识之可靠性的只有庄子，但基本上没有后继者。

知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最薄弱的环节之一，即使讨论也偏于知行关系问题。

宋明时期算是最重视知识论的，可是所讨论的知识也偏于道德认识，即所谓&ldo;德行之知&rdo;。

程朱的格物致知的&ldo;知&rdo;，陆王的尽心穷理的&ldo;理&rdo;，皆如此，分歧只在悟道的途径。

在哲学之外的情况也是这样。

在西方，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术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比较多，他们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正是在他们中产生了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

中国则少这样的人。

以效用为目的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觉得够用，就会停下来。

同时，唯有层层深入地追问根据，才能使理论思维趋于严密，而由于中国人不喜追根究底，满足于模棱两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论思维不发达。

此外，本来意义上的热爱真理也源于在知识问题上的认真，因为认真，所以对于自己所求得的真知必须坚持，不肯向任何外来的压力（政府，教会，学术权威，舆论，时尚）屈服。

中国曾经有过许多为某种社会理想献身的革命烈士，但不容易出像苏格拉底这样为一个人生真理牺牲的哲学烈士，或像布鲁诺这样为一个宇宙真理牺牲的科学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