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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第2页）

姥爷就不一样，你不太容易把他骗倒，因为他自信见过的东西很多，相信自己的思维不会有任何问题。

为了让姥爷放心，我还在北京的时候，二姨夫给我打电话，那天正好是澳网女双决赛，电视里辛吉斯和库娃捧着奖杯灿烂的笑。

二姨夫的开场白很有水平，他说：“你姥爷在我这儿呢。

他让我问问你怎么样了，是不是还像原来检查的一样没问题？哈尔滨的病理弄错了吧？”

这话我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们一定是在哈尔滨说漏了嘴，然后骗姥爷说哈尔滨给我确定的是癌症，但那个病理是错误的。

我就照着这个思路和姥爷在电话里一顿扯，总算把问题遮掩过去了。

吃饭的时候，姥爷又开始表达他的疑问，说既然不是癌症，还化个什么疗呢？一桌子的人都不吭声了，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多亏二舅急中生智，说那不是化疗，而是营养，原来的化疗把我身体弄得太糟了。

这话看似天衣无缝，不过只能解决一时之痛，等到我过几个月头发还不长出来，化疗还把我弄的憔悴不堪，那又该怎么解释呢？

走一步算一步吧，说不定一个月后我就完蛋了，那时候还能瞒谁呀？

2．

吃过饭，我一个人在大屋躺着，其它人在客厅和小屋里。

我没有开灯，窗外泛黄的路灯射进屋里，带来唯一的一点光明，文昌桥上汽车的发动机声不时传进耳朵，或快或慢，一如往昔。

哈尔滨的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整个城市依旧按照它应有的轨迹运行。

我想，这城市中窗户的里边，还会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因为各种各样的灾难，茫然的躺在黑暗的屋子里，看着窗外的路灯？那些急弛的汽车里边是不是装着奄奄一息的病人？它在这一秒行驶在文昌桥上，下一秒又会不会翻滚到安发桥下？除了逼人的寒气，没有人能再弄懂城市其它的东西，就像没有人可以弄懂自己的命运。

哪些是正常的，哪些又是异常的，那正常的东西，里边又酝酿了多少异常的成分，谁知道？

我去上了一趟厕所，然后走进小屋，看两个弟弟下棋。

妈和大舅二舅坐在小床上。

二舅见我进来，一把将我拉过去，让我坐在两个舅舅的中间，二舅拉着我的右手，大舅拉着我的左臂。

我身体一堆碎，靠在墙上。

二舅说：“咱不怕！

你这些舅舅虽然没什么能耐，但绝不会让你死的。

咱会好的，你小时候得那么多病，不都挺过来了么？”

二舅这么一说，我心里一下子憋不住了，感觉酸酸的。

刚学骑自行车的时候，第一次从松花江坝上飞速的下来，我忘了刹车，忘了躲闪，最后撞到一个马葫芦盖上，飞了出去，那时候我害怕；小学的时候，第一次挨老师手板，教鞭落下来的时候，我手缩了回来，那时候我害怕；建国五十周年时，我到防洪纪念塔看烟花，地方领导的车队呼啸而过，人们往两旁躲闪，挤倒了人行道旁的栅栏，而我就在倒下的栅栏旁不到5cm的地方，那时候我也害怕。

不过这些都是怕过就算了，瞬间之后，一切都烟消云散，回想起来还会因为自己的应激性敏感而感觉是种刺激。

像现在这样长时间的压抑恐惧，并且不需要应激性的配合的状态，我不知道它是否应该会被归为害怕。

现在听到二舅说“咱不怕”

，我马上心虚起来，我不得不承认我一直在害怕，从a得了癌症而我的腰痛的时候就开始害怕。

我是一个胆小的懦夫，我怕最后的癌痛，怕死前十几天虽然饥饿，却无法进食，怕恍惚的神经产生幻视幻觉幻听，怕一觉睡去没有明天。

想到这里，泪水在眼圈里打了个转，终于落到了镜片上，接着鼻涕口水也跟着一起出来。

两个舅舅都紧张了，大舅马上去把门关上，不让外边的姥爷看到这一切。

二舅紧紧的攥住我的手，说：“不能哭！

不能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