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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3页）

我想那样他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手术前，饥饿但不允许进食，几乎有半年时间他没吃任何东西，实在受不了了他含一块水果糖，用纱布挤西瓜汁再用匙子一口一口喂给他喝。

手术后允许进食却不想吃，吃了会感到恶心想吐。

还有腹泻，每天十次八次，不管吃不吃东西都一样腹泻。

我举着吊瓶送他去厕所，听声音根本分不清是大便还是小便。

不止这些，还有没完没了的浮肿、头晕、心动过速……

最使人尴尬的是肚子上的伤口，张开着像一只只血红的眼睛，总是流着脓水，一天换好几次纱布衣服还总是脏的。

女士觉得害怕不敢目睹，男士觉得太惨不忍目睹。

最难忍受的是说不清原因的高烧，持续不断且愈演愈烈，最后半年热度几乎从没退过。

早晨是三十七度五、三十八度，下午升到三十九度多，有时是四十度。

天天如此，谁都习以为常了，连我也习以为常了。

每次我例行公事地为他作酒精浴物理降温，然后喊来护士给他打退烧针，用退烧药，守着他直到出一身大汗降到三十八度左右，用热水给他擦了身再离开医院。

我并不怕在医院过夜，最初一年我经常连续好几个晚上不回家，但是后来不管多晚总是回家，我不知道留下来还能为他再做什么，我只好扔下他走，事后又因为没有陪着他而后悔万分。

最令人绝望的是那些长长短短的管子，最多时全身插着五条。

往主静脉里插管一是容易感染导致败血症，二是容易伤了肺出现气胸，这两种情况都不止一次出现。

第二次手术后，感染加气胸同时出现，我亲眼看着医生抢救，把像毛衣针粗细的针头刺进他的前胸，当时只觉得腿直发软。

事后我哭了。

那是他得病的第三个年头，我已经不会再哭了，但是那次我哭了。

我为他委屈为他不平，就因为他坚强，所有的灾难就都该落在他一个人头上吗？我觉得上帝太不公道。

最糟糕的是，没有人能改变这种状况，金钱、医院都无能为力。

眼看着他被囚禁在病床上，没有人能真正帮助他安慰他。

面对每刻每时每天每月每年都面临着的折磨，健康人的语言变得空洞而虚假。

有的朋友不常去了，不是缺少同情，而是对一个从不接受同情的人不知怎样施与同情；不是冷漠，而是对一个渴望活着又明明垂死的人无法冷漠。

他在病床上躺了三年多，神志清醒，肢体没有障碍，但他软弱无力，疼痛万分。

忍受已成了他的习惯，他的性格。

在安乐死和与疾病斗争两者中间，他选择了后者——用勇敢和尊贵的方式与疾病周旋到底。

精神好点儿的时候他能看看书，差点儿的时候就听耳机，再差一点儿就闭起眼睛。

他总是静静的，没有人听到过他喊叫或者呻吟，“打碎门牙往肚里咽”

是他的看家本领，让所有人都走开一个人静静地呆着是他的拿手好戏。

那时我之所以有时候要一天三次往医院跑，是知道他不到万不得已绝不会轻易喊医生或护士，常常是高烧三十九度还没人知道。

下胃管对于他好像是吃面条，不管什么样的治疗，不管是年轻大夫，还是实习护士，他总是说：来吧，没关系，一次不行再来第二次，第三次……他手臂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新来的护士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病人那么特殊，不是他听护士的而是护士听他的。

医生告诉她：这个病人特别能忍，如果他说痛就一定是真痛，给他用止痛药不用医嘱。

为他做手术的副院长说，行医四十多年我没见过像他这么坚强的病人。

陀斯妥耶夫斯基曾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