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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写作（第2页）

不得已而求其次，惟有请人吃饭，那人家就不能不委曲一点，听你大展鸿论，推断世界大战何时结束，或是追叙你当年可歌可泣的初恋。

《笑林广记》里有一个人，专好替人写扇子。

这一天，看见朋友手摇一把白摺扇，立刻夺过来要替他写。

那朋友双膝跪下。

他搀扶不迭道：“写一把扇子并不费事，何必行此大礼？”

朋友道：“我不是求你写，我是求你别写。”

听说从前有些文人为人所忌，给他们钱叫他们别写，像我这样缺乏社会意识的，恐怕是享不到这种福了。

李笠翁在《闲情偶寄》里说：“场中作文，有倒骗主司入彀之法。

开卷之初，当有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此一法也。

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遽别，此一法也。”

又要惊人，炫人，又要哄人，媚人，稳住了人，似乎是近于妾妇之道。

由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讨论讨论作者与读者的关系。

西方有这么一句成语：“诗人向他自己说话，被世人偷听了去。”

诗人之写诗，纯粹出于自然，脑子里决不能有旁人的存在。

可是一方面我们的学校教育却极力的警告我们，作文的时候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

这样究竟较为安全，除非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是例外的旷世奇才。

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

说人家所要说的，是代群众诉冤出气，弄得好，不难一唱百和。

可是一般舆论对于左翼文学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诊脉不开方”

。

逼急了，开个方子，不外乎阶段斗争的大屠杀。

现在的知识份子之谈意识形态，正如某一时期的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采。

女人很少有犯这毛病的，这可以说是“男人病”

的一种，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说了。

退一步想，专门描写生活困难罢。

固然，大家都抱怨着这日子不容易过，可是你一味的说怎么苦怎么苦，还有更苦的人说：“这算得了什么？”

比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为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无从诉苦了。

那么，说人家所要听的罢。

大家愿意听些什么呢？越软性越好——换言之，越秽亵越好么？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错误观念。

我们拿《红楼梦》与《金瓶梅》来打比罢。

抛开二者的文学价值不讲——大众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学价值的——何以《红楼梦》比较通俗得多，只听见有熟读《红楼梦》的，而不大有熟读《金瓶梅》的？但看今日销路广的小说，家传户诵的也不是“香艳热情”

的而是那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

所以秽亵不秽亵这一层倒是不成问题的。

低级趣味不得与色情趣味混作一谈，可是在广大的人群中，低级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文章是写给大家看的，单靠一两个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