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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是民主政体所能得来的结果吗！

尽管当时毛泽东先生冒了相当的政治风险，但全世界都看到而且必须承认毛泽东先生的远见卓识，必须承认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思想之一。

各位，难道事实不是这样的吗！

风险愈大收益自然愈大。

我敢打赌，假如毛泽东先生为《资本论》作注，那么，该注解一定比《资本论》本身更有吸引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先生是中国最伟大的经济战略家、经济改革家。”

“科尔先生，你说的不是体制的问题。

也许你认为法律应该赋予国家首脑更多的权力，应该修订法律。”

“余先生，你研究历史，你应该知道，瓦德西元帅的指挥权是一名德国外交官的生命换来的。

我承认德是国想在中国获得势力范围，事实上德国得到了山东半岛。

但是，谁能否认当时的中国革命党在这些国家开展的活动、进行的募捐，谁都必须承认这些国家给予了中国革命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谁又能保证中国革命党在自身力量不足以推翻清朝政府的前提下冒出邀请这些国家帮上一忙的想法，如果是，那么八国联军不正好是一支帮忙的有生国力量吗！

我科尔无异于德国士兵和瓦德西元帅，我们的生命中同样流淌着日耳曼民族的鲜血，我想说的意思是：我与他们有同样的意识，用同样的方式思考问题。

说那时的中国贫穷不假，但是，贫穷不等于落后！

那段历史、那场战争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中国太落后。

什么是落后？落后的主要标志是黑暗和愚昧。

不义不才却能以非正常方式富贵并供自己及子孙后代吃喝玩乐，而穷人的口袋中只有一张薄薄的烙饼，医疗与教育更是无从谈起。

这是黑暗；整个社会充斥无知的鲜血、无魂的身躯、混乱的思想，政府官员与普通市民不是自欺欺人便是胡说八道。

这是愚昧。

两者加在一起便煅造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这就人们通常所说的末日和死亡。”

说科尔执着一点不假，他的一部分思维仍然回旋在八国联军的那段历史中。

他看了看目瞪口呆的中国人、不以为然的外国人之后又补说：“从一个层面上说，八国联军的行动是中国摆脱殖民地位、走向文明、走向现代最有力、最有效的催化剂，是中国被动面临海洋的怪僻的见证。”

“科尔先生，我注意到你刚才说到了黑暗，那么请问，德国历史上是否有黑暗时刻？二战末期的德国怎么样？是否算黑暗时刻？”

“首先，我承认存在国家命运、民族命运。

从辩证的角度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家庭，黑暗时刻、低潮年代均不可回避。

德意志不能例外，日耳曼人也不可能回避。

从一八七一年至今的德国历史来看，一战、二战结束时的那段时间是德国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

在我眼中《凡尔赛条约》几乎等同于《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它像一片乌云长久停留在德国的上空，挥之不去，它束缚德国的一切从精神到物质的方方面面，贫困、寂寞和失意随处可见。

但是，德国人在困难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却恰恰相反，他们很快抛弃粗野、嚣张、狂热、偏狭、强暴，转而诚实、律已、严格，对音乐、求知、良心都有强烈的要求。

至于二战末期，在座的各位应该知道在四四年的圣诞至四五年的元月，德国在缺乏粮食、武器、燃油的情况下在德国西北部的雪地和森林中却上演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反攻。

这不是歇斯底里的喧嚣，这是精神的力量，是民族精神。

什么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精髓就是弹簧。”

“对不起，科尔先生，我实在不明白，做为一名有高贵血统有教养的德国人你竟如此激动，你是因为二战结束德国失去了大片土地在为德国鸣不平还是想成为当代中国的救世主！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被历史多次证实的，这是中国人五千年前就明白的道理，难道你不觉得你的观点、论调已经过时了吗。

现在好了，八国联军没有了，中国人韬光养晦，经济高速发展，外汇储备名列世界前茅，那段已经历史一去不复返。

科尔先生，我想，此时此刻睡在宽大舒适的沙发上品一口中国绿茶不失为文明、高贵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