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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章（第1页）

君不见“问题与主义”

论争时，后来的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此时基本是站在主张研究“问题”

这一边的。

同样，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前后给胡适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钱玄同还要温和得多。

恽代英主张“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

。

他觉得更有成效的办法是“把孔子的好处发挥出来”

以平旧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证明旧派其实不合孔子之道。

恽氏已认识到“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

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

。

[59]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

新派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胡适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这一确切答案，似乎也未准备好其他方面的具体解答。

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会增强中国的乱象。

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不能不说是受了激进趋势的影响与外在环境的逼迫。

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通常是远过于其老师辈的。

五四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划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站在胡一边。

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力反对之。

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

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由于激进大趋势的驱动，五四以后中国出现老师向学生靠拢的历史现象，这一点后文还要讨论。

以胡适写文章从读者角度出发的取向，即使他并不有意追随学生，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他们的影响。

所以，边缘知识青年的影响很可能也是使胡适无意中走向激进的一个因素。

而且，胡适既然要想启蒙学生，总不免要从批评现状开始，也就是说先要做破坏性的工作。

余英时师已指出，近世中国士人把传统和现代一切为二，在思想上是“远承西方启蒙运动和实证思潮关于社会和历史之观念”

。

[60]因为与传统决裂正是文艺复兴到启蒙时代后西方的一个重要思潮（西方人重视传统的作用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了），其思想基础就是对理性的高度崇尚。

既然是理性为尊，传统自然没有多少价值。

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等，一开始无一不带有反抗既存权威的性质，均是在与社会既存权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故对传统都感觉到不同程度的压力。

从文艺复兴的再造文明到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兴盛时的再造民族国家（nation-buildg），都是面向未来，都要和传统进行不同程度的决裂。

文艺复兴本是一种民族主义倾向的运动（如使用民族语言等），故与后来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样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历史认同，尚不与传统进行根本决裂（在这里传统是多元的，要决裂的是大帝国的传统，要认同的是大帝国中民族的传统）。

马克思主义则讲究阶级的认同，无意再造国家而是要再造世界，所以干脆与传统进行彻底的决裂。

[61]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一文的副标题“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