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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第2页）

但即便如此，美国是否能够做到其所欲为，还要视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定。

一战时对美国——特别是威尔逊政府——寄予厚望的中国人当然不止胡适，威尔逊也确曾努力想要实现其提倡的民族自决的原则；但他的“新原则”

终于斗不过欧洲的帝国主义“旧政治”

，胡适和许多与他思想相近的人，也就不得不失望了。

而且，如果这些理想化的目的不能实现，中国当下应该怎样对付日本的侵略呢？这一实际而具体的问题，胡适并未回答。

其实，胡适心中有一说不出口的答案。

他知道他所说都是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而且是“独一无二之起死圣药”

。

如果有人认为这太“迂远”

，则“惟有坐视其死耳”

。

换言之，中国眼下若与日本战，则只有死。

正因为这样，他才专门讲大同、人道与和平。

“吾岂好为迂远之谈哉？吾不得已也。”

中国不能打，胡适要学歌德，不得已而言长远之计，一半也是聊以自解罢了。

胡适后来说：“与韦女士谈论最有益，以其能启发人之思想也。”

他这一次由半争半不争到完全不争的转变，就是在韦女士的步步“启发”

之下完成的。

韦女士对她此次成功，显然非常满意。

因为“女士知吾思想之变迁甚审，今闻余最后之决心，乃适如其所期望，故大悦”

。

但是胡适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并不是想取悦于女友，主要还是他早就认为中国无力抵抗日本。

世界已成强权世界，对于弱者来说，除此又有何术？胡适心里明白，他的“所谓拔本探原之计，岂得已哉！

岂得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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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胡适的思想又已大变了好几次。

从为祖国辩护到看见中国社会体制的大病，再从认为中国的不争思想不适合时代和世界到专以此思想来矫正西人竞争之说，其变化的幅度之大及其迅速和频繁，都已可令人叹为观止。

而他还自觉其“思想之变迁甚审”

，可知这里的“审”

，主要是指思虑的周详。

胡适每转变一次，都要试图自圆其说，且努力使之系统化，所下功夫，确足以当“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