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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第3页）

正如他回忆的，他在十六七岁时刊于该报之小说《真如岛》中，曾“自言不作无关世道之文字”

，尚未能像留学时也将文学本身的优美视为重要价值。

而且，那段时期的作文还给了胡适“一年多作白话文的训练”

，为他日后“在中国文学革命的运动里做一个开路的工人”

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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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公学在教育上给胡适的不是太多，那段经历却给了胡适不少处世的经验和教训。

中公的放任，使胡适较能往“率性”

一面发展，那时他和他的许多同学，正是处于“狂奴”

的境地。

胡适在中公的同学，也曾做过他英文班学生的杨杏佛，后来在赠别胡适的词中记他初来美国见到胡适，不免“暗惊狂奴非故，收束入名场”

。

胡适赠别杨的词也说：“春申江上，两个狂奴。

万里相逢，殷勤问字，不似黄垆旧酒徒。”

两个“狂奴”

而兼“酒徒”

，那时的日子似乎也还过得潇洒。

其实，正如少年胡适有时不免“强作愁”

一样，“狂奴”

的意思，大概也有点“强作乐”

的意味。

而“酒徒”

恐怕就是真的愁在其中了。

胡适留学时在日记中曾提起，“在上海时，悲观之念正盛”

。

那一方面是因为家境日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前途可忧。

在这种情形下，如胡适自述：“少年人的理想主义受打击之后，反动往往是很激烈的。”

他就在这“狂奴”

兼“酒徒”

之中领略了十里洋场风气的另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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