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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6章（第2页）

的胡适说了句老实话：“我实在忍不住了。”

他自称对议政本不热心，但终因国内没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所以不能不出来办报议政。

但胡适划了一条士与知识人之间参政与议政的界限：梁启超是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做财政总长，已直接参政；胡适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即虽“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

，却还“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

。

在士与知识人之间，他选择了议政的知识人这个认同。

正如《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一出来就有人担忧的那样，胡适因谈“好政府主义”

而日日与北洋高官周旋，在权力核心的边缘上游移，便很难再与一般人生出交涉了。

钱玄同早就说胡适太与旧的方面周旋，但以一个十年前尚流落异乡焦虑吃饭问题的青年，突然就与前任、在任或候补的内阁总理、部长们同席酒饭，放言高论，那种吸引力也不是许多人能够轻易拒绝的。

胡适在意识的层面民主观念已相当强，他的确想通过“好人”

的议政参政改变中国的局面，从而进到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目的。

但胡适的冲动确实太多，涉及的面太广，不能完全照顾到当初最拥戴他的边缘知识青年。

他自己也不能不感觉矛盾，所以有紧张（tension），有焦虑，也有困惑。

何去何从？“率性”

还是“作圣”

？对胡适来说，或者需要一段时间的反思。

[1]《胡适致江冬秀》（1938年7月30日），《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第75页。

[2]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

。

[3]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5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0页。

[4]《胡觉致胡适》（1915年4月22日），引自《年谱》，第41页；《口述自传》，第36页。

[5]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6页；《谈话录》，第173页。

[6]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卷四，第30页。

[7]胡适日记，1915年10月30日；《口述自传》，第33—34页。

[8]《口述自传》，第36页。

[9]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21页；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00页。

[10]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0页。

[11]胡适日记，1921年8月26日；《章洛声致章希吕》（1919年9月23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42页。

[12]胡适日记，1921年5月1日、7月9日、8月12日。

[13]胡适日记，1921年8月4日，10月11、4日。

[14]胡适日记，1921年6月25、30日，8月28日。

[15]本段及下段，参见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7页；胡适日记，1922年5月11日；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胡适文存》卷二，第191—198页。

[16]转自石原皋《闲话胡适》，第66页。

[17]《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书信选》中册，第282页。

[18]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