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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第3页）

为了维持心理和个人形象的完整一致，胡适不得不时时做出调整。

如他本想昌明国学，在其文学革命的“誓诗”

中，原是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却不得不以“整理国故”

出之，更诠释为“打鬼”

，要“化神奇为臭腐”

（详后）。

结果，胡适每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社会角色，都增强了他“超我”

一面对“本我”

的压力，也就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

胡适承认其“好名”

，所以能爱惜羽毛。

对他这样的人来说，“超我”

的压力虽无形却甚大。

正如陈源所说，他给自己创造出了“一个特殊的地位”

。

[32]胡适既然已成了特定的“胡适”

，他就不得不说那个“胡适”

应该说的话，做那个“胡适”

应该做的事。

同时，带着使命感返国的胡适会发现，他在中国社会扮演“外国传教士”

这一角色越充分，他自己在这社会中就越像一个“外国的”

传教士：他带来的“新”

，是对立于既存之“旧”

的；他提倡的“批判精神”

所针对的“漠然无动于衷”

，也是本土的。

他引进的观点和精神可能逐渐为国人所接受，但他本人却会因为太像外国人而疏离于他的祖国和同胞。

正像在华传教士一力传播西学而终被渐成势力的西学大潮驱赶到边缘一样，如果一个启蒙者同时也是外来者，则启蒙见效之日，通常也就是其历史使命完结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