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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2页）

文言文，是歷史文化的命脈，文學的正宗。

梁啟超說：「文言文行用已經兩千多年，許多精湛的思想，優美的文學作品皆用他來發表。

」莊子崇尚自由的精神，儒家以仁義禮樂教化天下的思想，是用文言表達的；絕世風華的唐詩宋詞，是用文言創作的。

五千年歷史長河中朵朵浪花，都是由文言盛載起來的。

對中華民族的形成和發展，對中華文化的凝聚，文言文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作為炎黃子孫，我們怎能不深深感謝它的恩賜呢？在今天，無論從感情上或現實意義上，都不該逐末忘本，將文言文視為糟粕，棄如敝屣。

首先要思考的是，文言文是否像庸俗社會進化論者所說的那樣，是「舊」的「死」的語言文字。

一切文學藝術形式，包括文言文在內，都是「器」，作為載體，無所謂新舊之分，優劣之別。

文學不同科學，藝術不同技術。

科技也許需要不斷創新，不斷進步，而文藝形式，無論新與舊都有其存在價值，絕不能說西洋抽象畫要勝過國畫，東洋式現代書法要勝過傳統書法，話劇歌劇要勝過京劇。

吳芳吉說：「文學衹有真偽，沒有新舊。

」文學的生與死，並不在於使用什麼語言文字，而在於它本身的內容與藝術是否有存在的價值，內容虛偽、藝術拙劣的當然是死文學，甚至稱不上是文學。

一旦文學淪為政治的附庸，成了幫閒文學、遵命文學，那就如糞上之英，朝生暮萎，真的是死文學了，這與是否文言無關。

二千年來，死文學絕大多數早被歷史淘汰，能流傳下來並為人們所熟知的優秀的文言詩文，歷久而長新，至今仍葆有活活潑潑的生命力。

其實，白話文也不是什麼「新」的東西，胡適所說的「白話式或接近白話的文字」也存在千年以上。

他那部〈白話文學史〉即可作明證。

古代白話，由於它的粗糙、低俗，始終無法登上文化殿堂，成為文學的主體語言。

近百年的白話文，在某種意義上，並不是真正的「白話」，也算不上是真正的語體文。

錢基博早就指出，「所謂白話文，衹不過是用一種書面語代替另一種書面語」。

它旣不同於〈水滸傳〉、〈三言〉、〈兩拍〉、〈紅樓夢〉中的舊白話文體，也不等同於當時的口語。

它是為反對傳統文言文而製造出來的特殊文體，是現代口語與西式語法及部分文言語詞、日式漢字詞彙的混合物，經過新文學的努力探索、實踐纔逐漸成型，直到今天，以現代漢語為載體的白話文纔漸趨成熟。

白話文學，包括新詩，至今尚未能形成一個新的傳統，它所取得整體成就遠不足以與文言相比。

正因如此，現代白話文也遭到左翼人士的詬病。

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有學者把現代白話文稱為「新文言」，是資產階級文人製造出來的「死的白話」。

他們主張「語言和文字絕對一致」，用「大眾語」取代「白話」。

多年來，社會上已形成一種似是而非的共識，以為大眾語言源於生活，是最豐富多彩的，而知識分子則語言乾癟，必須向民間學習。

筆者有過十多年的下鄉下廠的經驗，深深體會到，文化程度愈低，思想則愈貧乏，所掌握的詞彙量則愈少，語言則愈枯燥無味。

在草根階層中，即使偶有精彩的語言，也衹屬於其中有文化教養的精英分子。

語文專家呂叔湘給文言和語體的區別找到一個簡單的標準：「能用耳朵聽得懂的是語體，非用眼睛看不能懂的是文言。

」書面語要讓所有人真能聽懂，恐怕連「大眾語」也不可能完全做到。

新文化運動實際上已延續百年，這是一個舍雅求俗、棄精取粗的全過程，如劉再復所說的，「在一百年當中，中國文學作為語言現象，是一個不斷俗化、不斷把文學語言降低為現實語言的流程」，到了五十年代，「文學的俗化已發展為文學的極端政治化」了。

白話文，本身就承載著不少民間暴力語言，白話文運動，也滋長了語言暴力。

當時盛行的「打倒」一詞，竟成了數十年來使用頻率極高的社會習慣語。

當通俗化、粗鄙化到了極端的時候，舉世皆以愚賤為榮，以「大老粗」自我標榜，端莊的舉止、高雅的談吐、優美的文辭也成為批判對象，美德遭到踐踏，人格日趨卑下，終於出現「砸爛狗頭」一類的流氓黑話了。

暴力語言挾同著暴力行為，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的劫難。

近二十年，隨著經濟的勃興，拜金的教義驅使文化進一步媚俗，流行文化成了主流文化，八十年代曇花一現的審美覺醒和精神超越的需求已蕩然無存，大量的垃圾文字如垃圾食品那樣滋養著群眾。

在網絡時代，點擊率成了衡文的最高標準，網上流傳的文字，低俗化的傾向尤為嚴重，鬧嚷嚷的卑田院式的狂歡，沒來由的語言群毆，黃段子、灰段子、黑段子的熱擊，螢幕充斥著大量的暴力語言，連學者、教授的微博爭辯，也粗野得如同潑婦罵街，古人那種即使絕交也口不出惡言的風範，於今再也不復見了。

語言的墮落，也就是文化精神的墮落，這不能不說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從民間產生的網絡語言，自有其草根性的蔓延力量，但當它直接影響到知識分子，並左右其對語言核心價值判斷的時候，就值得我們警惕了。

文言文與白話文，本是二元一體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