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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第3页）

中国古代学者能文者多，换句话说，学者同时又兼散文家者多，而今则颇少。

这是一个极为明显的事实，由不得你不承认。

可是，如果想追问其原因，则恐怕是言人人殊了。

过去中国有&ldo;诗言志&rdo;和&ldo;文以载道&rdo;的说法。

抛开众多注释家的注释不谈，一般人对这两个说法的理解是，所谓&ldo;志&rdo;是自己内心的活动，多半与感情有关，&ldo;言志&rdo;就是抒发自己的感情，抒发形式则既可以用诗歌，也可以用散文，主要是叙事抒情的散文。

所谓&ldo;唐宋八大家&rdo;者，皆可以归入此类。

而&ldo;载道&rdo;则颇与此有别。

&ldo;道&rdo;者，多为别人之&ldo;道&rdo;。

古人所谓&ldo;代圣人立言&rdo;者，立的是圣人之道。

自己即使有&ldo;道&rdo;，如与圣道有违，也是不能立、不敢立的。

这样就产生了矛盾。

人总是有感情的，而感情又往往是要抒发的。

即使是以传承道统自命的人，他们写文章首先当然是载道，但也不免要抒发感情。

我只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唐代韩愈以继承孔子道统自命;但是，不但他写的诗是抒发感情的，连散文亦然。

他那一篇有名的《原道》，顾名思义，就能知道，他&ldo;原&rdo;的是&ldo;道&rdo;。

但是，谁能说其中感情成分不洋溢充沛呢?又如宋代的朱熹，公认是专以载道为己任的大儒。

但是，他写的许多诗歌，淳朴简明，蕴含深厚，公认是优美的文学作品，千载传诵。

连孔门都注重辞令修饰，讲什么言之无文，行之不达。

可见文与道有时候是极难以区分的。

清代桐城派的文人，把学问分为三类：义理、辞章、考据。

他们的用意是一人而三任焉，这是他们的最高标准或理想。

然而事实怎样呢?对桐城派的文章，也就是所谓&ldo;辞章&rdo;，学者毁誉参半。

我在这里姑不细论。

专谈他们的义理和考据，真能卓然成家者直如凤毛麟角。

较之唐宋时代的韩愈、朱熹等等，虽不能说有天渊之别，其距离盖亦悬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