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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1946年回国，我到北大来工作。

我兴趣最大、用力最勤的佛教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由于缺少起码的资料，已无法进行。

我当时有一句口号，叫做：&ldo;有多大碗，吃多少饭。

&rdo;意思是说，国内有什么资料，我就做什么研究工作。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不管我多么不甘心，也只能这样了。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翻译文学作品的。

解放初期，我翻译了德国女小说家安娜&iddot;西格斯的短篇小说。

西格斯的小说，我非常喜欢。

她以女性特有的异常细致的笔触，描绘反法西斯的斗争，实在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家。

以后我又翻译了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翻译了《五卷书》和一些零零碎碎的《佛本生故事》等。

直至此时，我还并没有立志专门研究外国文学。

我用力最勤的还是中印文化关系史和印度佛教史。

我努力看书，积累资料。

50年代，我曾想写一部《唐代中印关系史》，提纲都已写成，可惜因循未果。

十年浩劫中，资料被抄，丢了一些，还留下了一些，我已兴趣索然了。

在浩劫之后，我自忖已被打倒在地，命运是永世不得翻身。

但我又不甘心无所事事，白白浪费人民的小米，想找一件能占住自己的身心而又能旷日持久的翻译工作，从来也没想到出版问题。

我选择的结果就是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

大概从1973年开始，在看门房、守电话之余，着手翻译。

我一定要译文押韵。

但有时候找一个适当的韵脚又异常困难，我就坐在门房里，看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大半都不认识，只见眼前人影历乱，我脑筋里却想的是韵脚。

下班时要走四十分钟才能到家，路上我仍搜索枯肠，寻求韵脚，以此自乐，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上面我谈了六十年来我和外国文学打交道的经过。

原来不知从何处谈起，可是一谈，竟然也谈出了不少的东西。

记得什么人说过，只要塞给你一支笔，几张纸，出上一个题目，你必然能写出东西来。

我现在竟成了佐证。

可是要说写得好，那可就不见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