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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第1页）

欧阳修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

这种&ldo;纵囚&rdo;的事情要是经常干，那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了。

不过话说回来，李世民也不会这么愚蠢，他断然不至于每年都来搞一次&ldo;纵囚&rdo;。

平心而论，&ldo;纵囚事件&rdo;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作秀的成分，但是如果认为此举除了作秀再无任何意义，那显然是低估了李世民，也错解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

李世民这么做，最起码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要让天下人明白：刑罚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目的。

众所周知，&ldo;刑罚&rdo;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辅助手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其目的不仅是对&ldo;已然之罪&rdo;进行惩戒，更重要的是对&ldo;未然之罪&rdo;进行预防。

从理论上说，如果采取道德教化的手段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刑罚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当那些死囚都能遵守&ldo;君子协定&rdo;，在规定时间内全部返回，那起码表明他们确实具有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决心和行为。

既然如此，李世民取消对他们的刑罚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个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就像李世民一直在强调的那样，&ldo;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rdo;，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弥足珍贵的。

就算有人犯了罪，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但是生命的价值与尊严并不因此就在他身上有所减损。

而且整个社会，上至执法者，下至普通百姓，都有责任和义务挽救这些失足的人，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让他们重新做人。

其实法律真正的本意也正在于此。

当然，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是很简单的，而改造人的生命却要困难得多，但是后者绝对比前者更有价值，也更有意义。

李世民的&ldo;纵囚&rdo;举动，实际上就是凸显了上述理念，只不过他采取的是一种最典型、最特殊、最不可复制的方式而已。

由此可见，&ldo;纵囚&rdo;事件绝不是李世民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更不是单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在&ldo;宽仁慎刑&rdo;的立法思想的基础上，把&ldo;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rdo;的贞观法治精神发挥到极致之后必然会有的一种结果。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按照贞观一朝的立法思想和法治精神，假如当时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允许的话，贞观君臣就完全有可能将这种&ldo;宽仁慎刑&rdo;的法治进行到底，最终合乎逻辑地推演出&ldo;废除死刑&rdo;的结果。

其实，我们这个假设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据。

天宝初年，唐玄宗李隆基就曾秉承贞观法治的精神，一度废除了绞刑和斩刑。

他在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发布的一道诏书中强调，这是为了&ldo;承大道之训，务好生之德&rdo;（《册府元龟&iddot;刑法部》）。

这项刑法改革后来虽因&ldo;安史之乱&rdo;而中辍，没有能够延续下去，但足以表明贞观的法治精神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几乎与唐玄宗大幅度削减死刑同步，日本平安王朝的圣武天皇也于神龟二年（公元724年）停止了死刑的适用，将所有死罪降为流罪，从而开创了日本刑法史上347年无死刑的奇迹。

而日本此举，无疑正是受到了唐朝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