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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建德意志（第2页）

以本书的危机与变革框架来看，德国的案例在很多方面均表现得非常极端，例如，它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约束，还有非凡的领导者（包括极其优秀的领导者与极其糟糕的领导者）所起到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德国所面临危机的严重程度是其他国家未曾经历的。

明治时代的日本仅仅面临可能受到攻击的威胁；芬兰和澳大利亚确实受到了攻击，但它们都没有被占领。

而1945年的德国和日本不但受到攻击，还被征服和占领，经历比本书中讨论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悲惨得多。

1945—1961年的德国

在二战中取得胜利的4个同盟国将德国分区占领：美国占领了德国南部，法国占领了西南部，英国占领了西北部，苏联则占领了东部。

德国的首都柏林虽然位于苏联占领区的中央，但它同样没有逃脱被上述4国瓜分的命运，仿佛成为苏联占领区的一座孤岛。

1948年，为了让美国、英国和法国放弃其在柏林的飞地，苏联封锁了三国通往柏林飞地的陆上通道。

在接下来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美国、英国和法国通过空运向柏林投递物资，直到苏联于1949年解除了封锁。

1949年，美国、英国和法国将其在德国的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

苏联占领区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

如今，民主德国经常被当作共产主义政体的反面例子，因为它后来走向崩溃，最终被并入联邦德国。

现在，人们很容易忽视的一点是，除了苏联的强大势力，德国人的理想主义也是促使民主德国成立的因素之一，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主动选择从联邦德国或是从海外去到民主德国。

可是，生活在民主德国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自由程度远远落后于联邦德国。

在来自美国的大量经济援助流入联邦德国之际，苏联要求民主德国提供经济补偿，其完整的工厂被拆散并被搬到苏联，而且民主德国的农业被重组，实行集体农庄制。

在1990年德国重新获得统一前，两代民主德国人民在成长中越来越缺失的，是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所熟知的、为更好的生活而奋斗的动力。

这种趋势带来的结果是，民主德国的民众开始逃往联邦德国。

1952年，民主德国封锁了与联邦德国的边界，可是民主德国的民众还是可以经东柏林去往西柏林，然后从西柏林乘飞机到达联邦德国。

柏林在战前建设的公共交通体系（地铁和城际列车）连接了东柏林和西柏林，因此，只要跳上列车，任何人都可以从东柏林到达西柏林。

我在1960年第一次到柏林，和其他西方游客一样，我搭乘地铁游览了东柏林，并依照原路返回西柏林。

1953年，日益不满的民主德国民众发动了一场罢工，这场罢工升级为一场暴乱，随后被苏联军队镇压。

民主德国的民众继续通过柏林的公共交通体系逃往联邦德国。

终于，在1961年8月13日夜里（当时我还住在德国），民主德国政府突然关闭了东柏林的地铁站，并在东柏林和西柏林之间筑起了一道围墙，由边防警卫队进行巡逻，射杀试图翻跃围墙的人（见插图6.3）。

我依然记得翌日早上，我在联邦德国的朋友看到柏林墙时不可置信、震惊乃至愤怒的心情。

民主德国政府给出的借口是，这道围墙是用来阻隔那些来自联邦德国的间谍和罪犯，他们不愿承认其建墙的实际目的是要阻止民心溃散的民主德国民众逃往联邦德国。

西方势力不敢打破这道墙，因为它们知道自己对被民主德国和苏联包围的西柏林无能为力。

从那时起，民主德国便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态，试图逃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民众在边境被杀死的概率非常之大。

（有超过1000人死于这一过程。

）当时，由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阵营与由美国和西欧国家组成的阵营之间两极分化严重，德国重新统一的希望十分渺茫。

这就仿佛是美国被密西西比河一分为二，东西两边分别为共产主义美国和民主主义美国两个阵营，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看不到重新统一的希望。

二战之后，获得胜利的西方盟国在联邦德国实施了“摩根索计划”

，旨在防止这个国家重建自己的产业。

在该计划下，联邦德国的经济回归以农业为主导的模式，并且像一战结束后那样，西方盟国在德国攫取了大量的战争赔款，苏联也对民主德国实施了同样的政策。

这一计划起源于同盟国间广为流传的观点，即德国人不仅要为在希特勒时期挑起二战负责（这种观点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而且必须要为在恺撒·威廉大帝二世时期引发一战负责（这一观点则饱受争议），允许德国重新进行工业化将可能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

随着冷战的进展，西方盟国改变了主意，因为它们逐渐意识到，有可能带来另一场世界大战的真正风险来自苏联而不是德国。

正如我在第四章中解释美国对智利的政策时提到的，这种恐惧构成了二战后数十年间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主要动机。

那些早被苏联军队占领的东欧国家纷纷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苏联成功研发了原子弹和氢弹，并在1948—1949年试图封锁西方盟国在柏林的飞地，某些西欧民主国家（尤其是意大利）也出现了强劲的共产主义势力，以上种种都预示着，在西欧，冷战很可能会升级为下一场世界大战。

1961年，我正打算在德国居住一段时间，我的父亲十分严肃地劝告我，一旦欧洲出现了危险的征兆，我要随时准备好逃往瑞士的临时避难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