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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圣地亚哥 经济奇迹之后的极度不平等（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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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导致了极端不平等，这只是成功故事中的一段小插曲。

智利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最年轻、表现最好的成员，也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中最不平等的经济体，国民收入存在巨大的差距。

衡量不平等程度的一个通用指标是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智利的这一数字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30%上升至20世纪90年代末的近50%（见图9.1）。

此后，这一比例又小幅上升，这意味着剩余90%的智利人，享有的国民收入不到总量的一半。

图9.1智利收入前10%的人的收入份额

资料来源：世界不平等数据库（2018）。

如今，圣地亚哥所走的道路正在成为最受欢迎的发展道路——快速增长伴随着不平等的急速加剧。

智利的不平等程度也迅速成为全球常态。

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加起来占世界总人口的13以上，在过去的30年里，随着经济快速的增长，这两个国家的不平等程度都有所加剧。

从邻国秘鲁的利马，到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再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这些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正在成为地球上最不平等的地方。

未来经济会像秋田那样老龄化，像塔林那样数字化，以及像圣地亚哥那样不平等。

我在圣地亚哥见过城市收入水平最高和最低的人群，以及这一极端经济模式下富有争议的政策制定者。

智利的经济模式得到了赞扬，其他国家竞相效仿，于是我想了解智利的普通民众对国家发展的看法：如果经济增长能消除贫困，那么不平等真的重要吗？如果确实重要，那么就像秋田和塔林一样，在这个全球趋势的最前沿，是否存在乐观的理由、后退的迹象、合作与韧性？

芝加哥经济学派

芝加哥男孩的崛起

罗尔夫·卢德斯说：“当时我们认为不平等最终会消失。”

他坐在拉斯孔德斯的公寓里，回想着20世纪70年代初的事情，而这些事情至今仍在智利重复着。

圣地亚哥有32个区，拉斯孔德斯是其中最豪华的一个，马路对面是一个独家高尔夫俱乐部，埃尔高尔夫地铁站附近街道两旁是大使馆，草坪郁郁葱葱。

现年83岁的卢德斯先生穿着一件开领衬衫和一件简单的灰色羊毛衫，他这几年来看上去越来越像一个学者，他座位周围都是早年国际旅行时带回来的精美艺术品、小雕像和地毯。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年轻的卢德斯掌管着智利的经济大权，同时掌管着财政部和经济部。

他也是负责这项独特经济实验的小组成员之一。

智利的实验源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就职演说中提出的一项政策。

美国总统描述了他对战争的憎恨，并承诺他的国家将保持中立，不再试图军事干预美洲大陆的邻国事务。

从此之后，美国对邻国施加影响的尝试变得更加温和与微妙。

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国际合作社联盟（ICA）开始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资金，与它们分享技术熟练的专家和训练有素的人员，这一政策被称为“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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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社联盟的资助意味着美国专家参与了整个大洲的项目，从帮助厄瓜多尔香蕉种植者使用新杀虫剂的试验，到帮助萨尔瓦多改善卫生条件的举措，以及数百个其他项目，其中包括秘鲁的大豆种植、洪都拉斯的治安管理、危地马拉的教师培训等。

另一个项目旨在提高智利大学的教学质量。

作为该项目的一部分，1955年，芝加哥大学与智利天主教大学签署了一项由国际合作社联盟赞助的技术援助协议。

按照项目计划，智利的博士研究生将去芝加哥学习两年经济学，之后回到圣地亚哥任教。

这种学生交流有助于提高智利的经济学水平，并有助于智利的老师和学生远离除资本主义以外的其他意识形态。

最终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些温和的目标，在智利被普遍称为“芝加哥男孩”

的那些交换生，最终完全控制了这个国家的经济。

米尔顿和阿利托

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经济学派的混合教学模式在智利学生来之前就已经闻名遐迩了，这一体系有着自己的方法、态度和兴趣，因此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思维。

由于在方法论上非常严谨，并致力于用数据来检验理论，芝加哥经济学派得出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论断。

他们的分析使他们相信，市场是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并对政客和国家保持了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