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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在于,大片厂制度下的制片人掣肘于戏院商的干涉和“捞过界”
的禁忌下,因此工作范围往往较窄(如安排拍摄时间及寻找场地等寥寥职责),若谈自由岂非多管闲事?
邹文淮在嘉禾推行的外判制度恰好与邵氏的大片厂制度相对,一方面突破了“包身工”
的局限,主动寻觅或接受与不同戏院商和制片商的合作,以求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优化组合”
。
另一方面则以合作关系的形式给予明星和制片人更平等的创作地位,即支持对方成立“卫星公司”
。
以母公司监督剧本、成本及拍摄进度的前提下自主开拍电影,由此让其得以创作出更多元化的类型题材,而影片完成拍摄后既可直接交由母公司进行宣传发行,亦可独立“外判”
给其他电影公司负责。
这样即减少了额外的成本投入,更拓宽了电影制作的空间,可谓两全齐美。
至于分红方面,嘉禾的外判制度也不同于片厂化下的“既定式条款”
。
除了片酬和制作费,影片卖座的利润更可按一定比例分红(最高可达到五五分账),共享对象也包括演员个人及合作公司等,如此“平等互利”
的模式,自然能够让更多明星、制片人或其他戏院发行商乐于合作。
当然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对电影题材的要求愈加严格,流水线作业早已无法满足观众的眼光。
取而代之者则是对创作者的认同及渴望,故此在主流观念的推动下大片厂制度逐渐衰落,与创作主动性不谋而合的独立制片人制度随即兴起,这无疑也是电影工业重心转变的必然导向。
后来独立制片在香港可谓是百花齐放,人人都看出电影市场一片火热。
不过再看看手上的报道,照片上洪劲宝跟岑健勋站在潘迪声边上面笑如花,顾夏阳摇摇头道:“只可惜他们低谷了大哥大搞事的能力,偏爱程龙,总会有人不满的。”
就在去年,洪劲宝跟岑健勋合作开了德宝电影公司,然后大老板潘迪声入股,租用了邵氏院线,据传四家龙头戏院的年租金就在4000万。
不过潘迪声是大老板,他还有很多其他更赚钱的生意,电影只是副业;所以,德宝的日常运营与电影决策,都是洪劲宝和岑健勋在操作。
“今年是香港电影的大洗牌,也是我的机会。”
坐在书桌上的顾夏阳,已经正式将《天若有情》修改完毕,甚至画出了不少的分镜头来,这方面,后来从事影视剧后,他是专门进修过的。
之前他开玩笑跟王乐泰说,第一部电影拍的是父母的传记,其实也不算说笑。
芳姐的爱情故事,跟《天若有情》何其相似。
就目前的情况,香港的电影市场尚无正儿八经的‘浪子电影’,可实际上女孩子们都是有浪子情节的。
似乎青春期的每个女孩子都会钟意浪子,爱他们的放荡不羁,爱他们飘忽不定的行踪,爱他们的简单霸道。
不论是忽然出现在你眼前,调戏你一番,让你羞涩至面红耳赤后消失无踪,还是野蛮的亲近你,跟他们在一起总是无拘无束,永远不用担心明天是快乐还是烦恼,这样的喜欢,会让你义无反顾。
《天若有情》就是这样一部绝佳的浪子爱情电影,顾夏阳手上有着校园第一杂志《cool!
》,两者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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