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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上古宝地（第2页）

环境的压迫越重，其反抗就越烈，性格特点也就体现得越充分。

晴雯宁死不屈的个性光辉，最后也正是在恶劣凶险的环境压迫下得到了辉煌的表现。

事实上，作家对社会环境的感觉与认识，常常能见出作家独具慧眼。

比如英国著名女作家伍尔芙在谈论《傲慢与偏见》的作者简·奥斯丁时就曾说：“在所有伟大作家当中，简·奥斯丁是最难在伟大的那一瞬间捉住的。”

之所以难以捕捉到奥斯丁的“伟大”

，是因为这位女作家的长篇小说写的多是“乡间村庄的三四户人家”

，是这类“小天地”

中绅士淑女们的一次次的舞会、喝茶、串门、闲谈、打牌和散步等等。

它们构成了奥斯丁小说不断出现和不断流动的主要生活场景和大量细节，各种人物就生活在这种“小天地”

中。

然而这没有妨碍奥斯丁进入到伟大作家之列。

原因在于奥斯丁深刻注意到了“乡间村庄”

这种特殊社会环境的特殊意义，从而经由“小天地”

而展示了大社会。

无论是刻画人物百态还是展示情节世界，很多优秀作品都显示出了作者能够发现特殊环境的特殊审美价值。

对于环境来说，社会与自然的文化空间非常重要。

不同地域文化和不同民族文化，对文学的环境意识影响很大。

比如充满神奇怪异色彩的楚文化对楚辞浪漫主义的熏陶，苍凉边塞对盛唐“边塞诗”

慷慨悲壮之诗风的催化，“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北方游牧地区对北朝民歌的滋养，这类例子比比皆是。

事实上小说中的文化环境问题，我们从文本的创作中还可以看得更清楚。

就从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看，文化环境的多样化，如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风俗民情和文化习俗等，对小说中的环境描写就有巨大影响。

“文革”

前，山西作家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的小说创作曾被称为“山药蛋派”

，这就是一种地域文化的显示。

新时期以后，大陆地域文化小说已经形成了诸多小说流派，成为当代小说创作一道醒目风景。

如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寻找“画儿韩”

》等作品，就被称为“京味小说”

的代表；王安忆、陈乃姗被称为“海味小说”

创作的代表；陈忠实、路遥、贾平凹、张石山、杨争光等的小说则展示了悲凉的秦晋风情和粗犷的“黄土文化”

；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小说”

与东北高密乡血肉相连，展示了东北文化的神奇壮烈；李杭育的“葛江川系列小说”

表现了吴越文化的清灵和风骨；湖南作家群的古华、韩少功、何立伟、蔡侧海和孙健忠等，则淋漓尽致描述了色彩浓郁的湘土风情和颇为神秘的楚文化。

如此等等，都可见地域文化对大陆当代小说的影响。

地域文化既是培育作家的摇篮，也是滋养地域文学和艺术特征的深厚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