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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重建德意志（第3页）

从这一层面来看，地处欧洲中心腹地、毗邻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德国对西欧的自由来说至关重要。

西方盟国需要联邦德国再次变得强大，成为对抗共产主义势力的一座堡垒。

除此之外，西方盟国想让联邦德国变强大还有其他的动机，包括尽量防止一个脆弱且失意的联邦德国再度堕入政治极端主义（正如一战后发生的那样），减轻西方盟国为养活及扶持一个虚弱的联邦德国所需的经济成本。

1945年之后，西方盟国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最终形成这种观念，在此期间，联邦德国经济状况持续恶化。

最终，在1948年，美国开始将马歇尔计划的经济援助延伸至联邦德国，早在1947年美国已经在其他西欧国家实施该项计划。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将疲软且持续通胀的货币替换为联邦德国马克。

当西方盟国将其在德国的占领区合并为一体化的联邦德国时，它们保留了对联邦德国立法的否决权。

然而，联邦德国的首位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聪明地利用了美国人对共产主义势力崛起的担忧，使盟国默许联邦德国获得越来越多的主权。

阿登纳的财政部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将改良后的自由市场政策制度化，并且充分利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资金，使联邦德国的经济复苏格外成功。

后来，联邦德国的这场经济复苏被称为“经济奇迹”

。

联邦德国废除了定量配给制，工业产出急剧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买得起汽车和房子的梦想变为现实。

当我从英国搬到联邦德国的时候，联邦德国给人的感觉比英国要更加繁荣和舒适。

我的英国朋友经常会苦涩地谈起这一饱含讽刺意味的现实：二战中被打败的是德国，赢家是英国，然而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却是联邦德国而非英国。

在政治领域，到1955年，联邦德国重新获得了主权，被盟国分区占领的时代终结。

在西方盟国为打败和解除德国的武装而打了两场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开始重新武装自己，重建了军队——这并不是出于联邦德国自己的意愿，甚至与联邦德国国会的投票意见相左，而是出于西方的要求（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

如此以来，联邦德国便和西方盟国一起承担起西欧防务的重担。

对比1945年时，这件事代表了美国、英国和法国在对德政策方面最令人震惊的转变。

联邦德国经济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劳工关系相对良好，罢工运动不甚频繁，就业市场较有弹性。

雇主和雇员之间心照不宣地达成了战略性共识——雇员不罢工，则商业继续繁荣，那么雇主就能够和雇员分享商业繁荣带来的好处。

德国产业的发展建立在学徒制之上，这种制度已延续至今，年轻人成为公司的学徒，在公司学习工作所需的技巧，与此同时，公司会支付给他们薪水。

学徒期结束之后，他们将在该公司正式入职。

今天，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德国人的自我审判

在二战结束后，反法西斯同盟在纽伦堡以战争罪为名处决了24名幸存的纳粹主要领导者。

有10人被判处死刑，其中职衔最高的两人分别是德国外交部前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和前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后者在计划行刑的前夜服毒自杀）。

有7人被判处长期监禁或终身监禁。

纽伦堡法庭还对众多低级别的纳粹犯人做出短期监禁的判决。

盟国还要求对更多的德国人进行“去纳粹化”

改造，包括审查他们的纳粹历史，并对他们进行再教育。

但纽伦堡审判和“去纳粹化”

改造并未解决德国人的纳粹遗留问题。

仍有数百万底层的德国人昔日曾身为纳粹分子或曾听从纳粹分子的指示，可他们未被审判。

由于此次审判是由盟国而非德国主导，那些要为德国的行为负起责任的德国民众并未被审判。

在德国国内，这些审判被视为“胜利者的正义”

：不过是胜利的一方对被击败的一方展开的报复而已。

联邦德国自己的司法体系也实施了判决，但是这些判决的范畴从一开始就极为局限。